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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屡遭挫折：既有初中时代因心直口快而险被划成右派的荒唐故事，也有文革时期劳动改造4年多的无奈青春，以及在拨乱反正以后，因得罪贪官腐败分子而蒙受16年之久的打击迫害。后一段的经历，新闻报道已经写得很多。
有记者当面对我说：假如把你的生平写下来，堪称一部中国式的《一个人的遭遇》。
我读过肖霍洛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文化大革命时，这部作品被当作宣扬“叛徒哲学”的“修正主义文艺”代表作而广受批判。那个主人公经历苦难而无怨无悔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自忖爱国之心和仁爱之心这两点，和那个主人公是有相通之处的。
我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历史见证人，为什么我们历经苦难，但仍对美好的东西具有深厚的感情，我更希望年轻的同志能从这个历程中找到共鸣。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1）
仰望石人石马
我的老家河北省蠡县大百尺村，名为村，实际上从民国时代起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大镇的规模，地处交通要道，是著名的高（阳）保（定）蠡（县）公路的必经之地，集贸很发达。
大百尺名字掌故也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村原先有一座人工山，有百尺之高，山顶上供着一座奶奶庙。为什么村子要以“百尺”冠名呢？跟这座山的来历有关。
我们郭家是从外面迁来的，在大百尺村只是一个独门小姓，明清时主宰这个村的大姓是冯姓宗族，百尺山事实上是冯氏宗坟的“龙头”，冯姓家族在明朝时出过许多大官，最高的官至朝中二品、三品五品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很早以前，冯家的势力是很大的，村前村后，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冯家的地。听老辈人讲：当年，从我们村往北，一直到五里之外的南许村（也就是我姥姥家），大片的田地的主人都是姓冯。用老话“老鸹飞不过的地”来形容冯氏的富甲一方，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冯家在南许那边建坟，建了东坟和西坟，老百姓的说法，“东坟是大老婆，西坟是小老婆。”那片坟解放后被毁掉了，它的规模、气势，可以跟目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易县西陵相媲美。毫不夸张地说：西陵气派有多大，南许村的冯氏坟地就有多大。
我小时侯去过这片墓地，虽然那个时候冯家已经衰落，但石人石马林立的墓地中依然显示出这个宗族荣耀时的气派和威严。整个墓地里一派肃杀之气，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恐惧感，石碑上模模糊糊地刻着官衔和“行状”，什么“一品”、“二品”、“五品”什么的。也许这也是童年的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什么叫人间秩序中的权威吧。以后我读《官场现形记》，对所谓“品衔”有了一定的认识，知道明清时代督抚一级的官都是二品以上，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像程维高这一级别的大官，也应是“二品”之上了吧。童年时我惶惑不安地仰视官威的象征时，是绝对不敢设想日后的我会同一个省级大员相抗争并成为新闻人物的。
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南许村的冯氏陵坟的地脉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村头，南许村宗坟为龙尾，在我们村的奶奶山则叫龙头，一脉相承。这条“龙”一直绵延了五里。为了让风水不走泄，需要一座山把龙头压住。所以冯家就在这里造了一座奶奶山，山上筑了一座奶奶庙。从山底到山顶还筑了石砌的台阶，很是考究。小时候我们一伙穷孩子经常在山顶打闹疯玩，庙旁边还有一口黑黝黝深不可测的井，记得大人经常警告我们：别到井边去玩，当心井里的龙会把你叼了去。奶奶山背后有一口大水塘，水深数尺，没有人说得清这口水塘的来历。以后我在大学里学习建筑专业的时候才琢磨过来，所谓水塘估计是先人们当年挖土筑山时形成的深坑，蓄满了雨水，于是形成的水塘。
大百尺村的村名就是这么来的。
郭家在大百尺村虽然是小姓，然而在我曾祖父那一辈也曾经发达过一段时间。我曾祖父名叫郭行善，是一个老中医，医术非常高明，也带过许多学生。曾祖父郭行善的大名，直到今天，石家庄和保定还有人提起。50年代我到邻村的一位老中医家抓药，那长辈欢天喜地地出来接我，口口声声“公子来啦！公子来啦！”尽管那阵已是物移人非，我家祖上的风光早已荡然无存，但从老辈对我的称呼还是能反映出曾祖父当年家业的显赫和威名。曾祖父凭着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和人品，远近闻名，也为自己置下一笔不菲的财产。因此早年间他迁到大百尺村时，置下了不少田地和两爿庄户院，我们郭家当时也是人丁兴旺，日子自然也过得红火。
曾祖父去世很早，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去世了，郭家的家业兴旺只维持了20多年。曾祖父去世后，中医诊所的进项没有了。中医诊所也没有什么设备，剩下一些草草药药什么的都留给了我四爷爷，不知什么原因，四爷爷也没有将曾祖父的事业维持下去。所以从那以后，我们郭家基本上以种地为生。曾祖父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众多的子嗣，一些薄地。我爷爷是家里的老大，曾祖父去世前，我父亲刚出生，所以曾祖父临去时的欣慰是还能见着他的宝贝孙子。也许是曾祖父留下什么遗愿，爷爷供了我父亲读了四年书，因此，父亲郭荫桥在庄户人中算得上半个识字人，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关于我父亲写字的事，以后我还会提到。
童年的记忆之一：兵荒马乱
我出生于1942年，具体生辰何日何时，我也说不确切。我们家没有给老人过生日的习惯，战乱灾荒年代，庄户人家又穷，子女又多，糊口都成了问题，谁还有闲心记住孩子的生辰？温家宝总理就职时说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许许多多的人会有强烈同感。温总理说：“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旧中国的苦难在我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温家宝总理也是出生于1942年，这一代中国人，都见证过那种激荡的历史，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
对于战乱的另一个记忆就是无休止的逃命。自我出生到我6岁为止，我们郭家逃避战乱的事就一直没有停顿过。
蠡县地处冀中，属于老区根据地。抗战以前，著名高（阳）蠡（县）暴动就发生在我们那个地方，共产党领导几县农民搞武装暴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这一带更是武装斗争很激烈的地方。《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那个地方。我记事记得早，印象中总是双方过来过去地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老百姓也不管谁的队伍，只要大兵出现了，枪声一响就跑，就躲。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在战争机器的碾轧下，老百姓永远是弱者，是刀俎上的鱼肉。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能生存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2）
我幼小时的记忆，就是一部不断挣扎求生存活命的记忆。
我出生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鬼门关”。
那一天，日本鬼子的装甲车从我家的屋后公路上经过，那个年代，村里的老百姓谁见过这种庞然大物啊？这装甲车怪物轰轰隆隆从村边驶过时，尘土飞扬，鸡飞狗跳，履带发出可怕的声响，好像要把房屋都要震倒。装甲车驶过我们家屋后的时候，只有我母亲和襁褓中的我躺在土屋里的炕上。屋子哗哗地震动，炕也像在惊涛巨浪中的小船颠个不停，母亲吓得面无人色。眼看土墙震动得就要倒塌下来，母亲拼命支起身子，想抬起胳膊把我抱起来，可是产后体弱的她怎么也抬不起胳膊。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土墙倾斜与炕形成的夹角把我小脑袋瓜夹在里面，我连叫也没叫出来就死过去了。据母亲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实在吓人：我刚出生，骨头还是薄脆柔软的，在挤轧中，我的脑袋瓜都扁了。东倒西歪的小土屋里，母亲疯了似的喊救命。
庆幸的是，经过乡亲们的救治，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只是自此落下了一个病根，就是震荡后出现的幻听，直到念同济大学的时候，脑子里还时不时嗡嗡响。这个病根也算是战乱年代留给我的纪念吧。
冀中是老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同日本鬼子的大小战役不断。只要枪声一响，母亲就抱着我往外跑。当时的河北，乡村野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不知为什么，乡亲们总认为水坑是安全的地方。那情景想起来就让人心悸：敌我双方的子弹在头顶上嗖嗖飞来飞去，母亲抱着幼小的我趟着水跌跌撞撞地跑。有时候子弹打到水里，吱吱地射出水花，真可谓生死存亡在咫尺之间。
有一天夜里，鬼子进村了。母亲照例抱着我往水坑里跑，求生的本能竟让她在水中跑了大半宿，不知不觉天蒙蒙亮了，这才发现竟跑到了5里外的我姥姥那个村。这时总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是，当我母亲抬起身定睛一看时，坏了！村口就站着日本鬼子！鬼子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看到我母亲便举着刀咿哩哇啦一通乱喊乱叫，意思是“别跑，过来！”母亲哪能听他的呀？转身又往水坑里跑……母亲老是回忆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并为此长吁短叹不已。
这里要提一下我的母亲，虽然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离乱的年代，困苦的经历养成了她勇敢、坚韧、深明大义的性情。尤其是在支持我读书这件事上，母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母亲念过抗日小学，所谓抗日小学，识字班就开办在庄稼地里。我之所以从一个农村的野孩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感谢我的母亲。
作为一个农村女子的母亲也曾有过憧憬：像其他抗日小学的女孩子那样成为一名八路，骑着大洋马衣锦还乡。而且，她也确实与这个机遇擦肩而过——后来上级决定抗日小学不办了，所有的学员一律转成军人。然而保守的姥爷却死活不准她去参军，于是她失去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母亲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至少，她的思想意识经过了一次短暂的洗礼。她的意念，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道人家，并且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许因为童年的困苦和命运的磨砺，我自幼小时起，记忆惊人的好。这一点大概也是一个农村儿童不同凡响的一面吧。
然而，在当年战火频仍、苦难动荡的华北平原，一个孩子留下的更多的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除了饥饿穷愁，就是战乱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惊恐。
进入内战时期，我已经朦朦胧胧开始懂事。但也不懂得交战双方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也不能归咎于老百姓觉悟低，他们大多只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打起仗来，枪子儿可是不认人的。因此，只要军队来了，老百姓的本能反应只是逃命。
一旦打起来，我通常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跑。祖孙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