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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程维高时代”留下的思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到1998年，程维高当完一任省委书记后，就65岁了。省部级干部到了这个年龄，就该从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他还可以兼任省人大主任。
为了延长其从政生涯，程维高想先兼任省人大主任。
1998年1月，河北省人大选举会前夕。
党代会上，程维高提出要改革选举方式，进行分区投票，然后再汇总计算票数。
不了解当时河北政界具体情况，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改革选举方式”包含了一个多么惊人的内幕。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7）
所谓“分区投票”，就是让每个选举团都单独设一个票箱投票，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更有力地控制选票的得失。程维高虽然不容易也不能直接控制代表们的投票意向，但是代表们个人所在的选举团的领导可以利用职权控制他们。而程维高利用职权控制各选举团的领导也是易如反掌的。正是依靠这种经过改革了的选举方法，程维高顺利地兼任了省人大主任。
这次人大选举结束后一星期内，石家庄市长安区、新华区两区区委书记被程维高免职，原因不明。
其实，程维高根本不必担心自己选不上，毕竟当时他还是一个省委书记啊。据很多省委干部反映，他担心的是得票数达不到“绝对多数”，“面子上过不去”。
仅仅为了所谓的“面子”，就可以置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于不顾吗？
新中国建立至今，全国范围内，搞这种大胆创新的选举改革的，仅程维高一人。
程维高的错误，在当代中国政府反腐败斗争中很有代表性：那就是，省部级高官作为一个省内政治腐败的“带头人”，起到了相当坏的作用。即，一人腐败，可能导致一大群下级的腐败，从而形成一个腐败集团。
这么高级别的领导犯错误、搞违法乱纪，怎样有效监督？各种媒体已有充分讨论。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课题。
很多媒体的评论都说，“后程维高时代”河北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比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随着李真2000年3月1日被“双规”，程维高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立即感觉到了他政治生涯中出现的一丝紧张与危险。
在此前后，他已经向数位中央领导干部分别写过好几封诉苦信，其中一封长达70多页！
李真出了事，李山林也脱不掉干系，随后，李山林也被“双规”了。
得知李山林被抓的那天，是我16年反腐败过程中最高兴的一天——比我知道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时候还高兴！我对老伴说，要是李山林是省委书记的话，我们老郭家说不定都要给他“专政”了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晚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自己参加省党代会。我正恍恍惚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突然看到李山林坐在主席台上做反腐报告！
我大吃一惊：咦？他怎么跑到上面去了？于是急忙问身边一个人那是怎么回事，对方白了我一眼，开会时敢情你一直在打瞌睡啊？那是咱们李书记，省委书记李山林！
什么？河北省委书记李山林？李山林是省委书记？
我一下子懵了，耳畔顿时充斥了李山林数年前的那句话——“你敢不尊重我？我给你交个底！我还要当市长呢！”
而现在，现在他是河北省委书记了？哎呀，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恐惧至极，我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醒来时满头大汗。
我承认我怕李山林。但是我不是怕他那副凶狠的嘴脸，而是怕他这样的人真的会慢慢爬上来，危害河北乃至危害整个国家！我们反腐败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倒下一个李山林，10个、100个李山林会前“腐”后继地冲上来，继续着他们的“腐败大业”！
互联网上很多网友都问过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现在监狱中还有多少个郭光允？
是啊，我郭光允算是熬出头了，但是监狱里还有没有“李光允”、“王光允”呢？如果有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的案子算是解决了吧，但是更重要的是，案子解决以后该怎么办，而不是继续回味“郭光允得到了公平和正义”这样的新闻。从这方面来说，我的案子还是悬而未决。我并没有真正得到胜利。
李真被“双规”以后，程维高就基本上无所作为了。从那以后，他主要是转攻为守，一方面紧紧用手把住自己的钱袋，想方设法保住既得利益，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儿子举家出逃加拿大；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自保。
2002年8月30日，李真及相干人等分别被处以严厉的刑罚。然而李真也没有“口”下留情。“拔出萝卜带出了泥”，程维高的个人地位岌岌可危。
2003年2月13日，河北省委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8月9日，程维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我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
第三部一条道走到大天明
在提笔之前，我曾跟老伴说过：“我一直想：这本书应该有一个题记，写上两句话。”
我准备写哪两句话呢？
第一句话是：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
第二句话是：并呈献给误解我和怨恨我的人们。
第一句话的意思不用多做说明。后一句话绝非可有可无，但解释起来要费点周折。
误解我的人和怨恨我的人大致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自然是我曾经斗争过的那几个人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我并不会向他们表示和解，至今，我也不会表示我的宽容和“大度”，相反，如果他们执迷不悟，企图继续把黑的说成白的，那么，我决不采取调和立场，这本书所披露的就表现了我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类人，是那些跟此事件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但对这个事件本身官能上感到不舒服的人，或者是议论我过于“乖张”“偏执”，认为我做的事有违“天地祥和”的朋友。社会上有这类情绪的人不在少数。对此，我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他们：假如你对我做的事感到不舒服，那一定是你自身的判断标准出了问题，请你自己去衡量；假如你认为郭光允“乖张”“偏执”，那么我也要恳切地说上一句：对这世界上的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熟视无睹甚至觉得理所应当的，那才是真正的乖张和偏执。
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腐败分子李山林干尽坏事时，觉得他有理得很，拍胸脯瞪眼睛，根本不信人间有“报应”二字，底气十足，人们当年就认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偏执狂”和“权力狂”。我郭光允可能性格执拗，“一条道走到黑”，但这不叫偏执，这叫追求公道。至于我的行为是否有违“天地祥和”，平心而论，一介平民告一个省委书记，历时8年，招得自己官司缠身，并引发一场“地震”，看上去既不“祥”不“和”。什么叫祥和？封疆大吏程维高勤政爱民，把河北的事搞好并保持晚节，那才叫国家祥和。什么叫祥和？不至于到处告状、到处申冤，我一个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专心搞好本职工作，人生顺利，家庭安宁，那才叫祥和。而事情落到这样一个局面，虽是正义的结果，但必须承认，代价是沉重的。
关于所谓“祥和”，我还要说上两句：中纪委决定公布后，河北的某个干部悻悻然地说：“郭光允算什么？没有他，程维高照样倒！”他的口气虽极不友善，但从道理上说我真诚地赞成这句话。我相信谁也不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是人民推动的，不是哪一个人推动的。是谁造成了河北省的不安定？造成政纪废弛，民怨载道？是谁有违“天祥地和”？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见闻，所陈情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自然告诉了善良的人们以答案。河北不幸，出了一件大“新闻”；河北有幸，作孽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省厅级高官纷纷落马，固然是河北的耻辱；澄清迷雾等来了正义，又让善良淳朴的河北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这是一个从不“祥和”到乾坤祥和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个规律并不是我一介草民的意志能够左右的。
我要做一番生平的叙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想让我的经历和感想呈给那些不太理解我的人。我想：尤其对那些相对年轻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太悲伤太沉重，他们对这种好像是在“诉苦”的文字会不太习惯，里面道出的事情他们也会感到陌生。里面的主人公既不潇洒也不够勇猛，显得太过认“死理”、太执著；斗争艺术也不够高超，趋利避祸时也不够机智，为人处世、言谈交往也不够挥洒自如；甚至在官司临身的时候，我也做不到“雄辩”，也无法心平气和。
我也承认这一点：在“生活智慧”方面，我是不值得“效法”的。
我确实存在许多遗憾：从80年代起，到整个90年代，我人生事业的大好时光被耗费在是非和波折之中。虽然等来了迟来的正义，但身体也垮掉了。
惟一值得安慰的是，纵观这大半生，心中留存下了许多美好的东西，长期困苦的生活，一生中屡遭坎坷，反而让我在心中蓄满了勇气和信念。我的勇气和信念来自我内心深处的一种宝贵的情感，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只要是没有泯灭良知的）都具有这样一种情感。
省纪委老书记刘善祥等许多老首长们曾嘱我：应该把你的人生经历写一本书，把你这一生辛酸苦乐、体悟感怀老老实实道来，把你的经历告诉那些关注这个事件的人。
做这样一个工作并不是“言传身教”，如果说，这样的经历都要拿来“言传身教”，那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像我这样的经历过三个大时代（战乱、动荡及匮乏、改革开放）的人，在见证体验了各时代不同的滋味以后，能保持一种宝贵的情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我生于离乱，长于贫困，经历过共和国各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几乎每个时代都没能够置身事外而逍遥自在。
我曾饱尝贫贱与屈辱的生活，这种苦难经历并没有给我的认识带来扭曲，让我对人生社会有灰色的看法，相反，反而养成了我深厚的同情心和善良的品性。同情穷人，热爱劳动人民，这一点在我身上始终如一。
从小到大，我也多次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险境，但我并不拿这个经历来自炫。在战乱年代，在困难时期，我也亲眼目睹过亲人的困苦、乡亲的流离死亡。这一切经历，也教我倍加爱惜生命，对美好的生活充满感情。
我一生中屡遭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