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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来了，老百姓的本能反应只是逃命。
一旦打起来，我通常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跑。祖孙三人在乡间土道上歪歪斜斜地跑，那情景今天想起来是很滑稽的。不过那阵子也不是很害怕，因为老的老，小的小，被兵碰上了关系也不大。我们家有一头小毛驴，一旦有了动静，我父亲骑上小毛驴就往庄稼地里跑，母亲也跟着跑。父母亲情况不一样，他们是青年，万一给国军逮住了逼着带路或拉了伕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逃跑也有优先权，在一个听天由命的特殊年代，在一个穷人不享有生存权的年代，老百姓居然也给逼出了这么一点小智慧，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真是既辛酸又可怜。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3）
童年的记忆之二：饥饿与劳作
除了离乱中的逃生外，童年最强烈、最铭心彻骨的记忆，还是饥饿。
不幸的是，这种饥饿的经历在以后的岁月中屡屡发生，这是后话。
老百姓看天吃饭。父亲在辍学以后，就以种庄稼为生。成家以后，生下我们7个孩子，不仅没有期盼来红火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艰难。虽然家里有几亩薄地，但打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八九张嘴糊口。全年有相当长的时间，饭锅里根本看不到一星半点粮食。临近夏收秋收等收粮食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先是到稍富裕的人家去借黑豆——就是北方用来喂牲口的那种黑豆（无异于剜肉补疮，收麦后要用同等数量的麦子偿还借来的黑豆。明知吃亏，也不能不这样办，总要让别人沾沾光吧，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借给你？）用来糊口。更多的时候是挖野菜，从小开始，我是年年挖野菜。华北平原的田间垄头上，长满了一种俗称“马杓菜”的野菜，也就是马齿苋。今天是城里人的所谓“绿色食品”，可是那个年头马齿苋却是庄户人的救命粮。我小小年纪就到地头挖野菜，背回来晒干了以后就变成缺粮时期的主食。吃法是：放在锅里煮，无油少盐的每人一大碗，有粮食时掺点棒子面和面疙瘩，更多的时候光吃菜。时间长了，居然吃出了感情，如今我回家的时候，就惦记着想吃一碗“马杓菜”。
我们家种的地当地称作“窑坑地”——一种土质不好地处洼地的薄地。华北当年雨水多，一下雨，窑坑地受害最重，庄稼给淹了，颗粒无收。我们就只好种不怕淹的高粱，一段时间，高粱面饼卷苦菜蘸酱就成了我们家的主食。那阵虽然贫穷，但我们也觉得高粱面实在难吃，是天下最粗劣的伙食。然而没有办法，我们家年年吃这个。
当然对吃也有着很美妙的记忆——那时候每隔五天，我就拐着一个小“可子”（一种柳条编的容器），摇摇摆摆地给住在五里外西百尺村的老太太送吃的去。风雨无阻，乐此不疲。为什么我对此事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呢？因为老太太会给我犒赏——几个青枣，那枣抿在嘴里，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从舌尖像电流般贯透全身。唉，想来也是可怜，这类经历也算是我童年少有的甜蜜记忆之一。
我奶奶非常疼爱我，在我的印象中，她长着高高的个儿，一辈子忠厚老实，按照我们家乡的话就是“傻实在”的那一类人。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件令我后悔终生的事。说起来，这件事也同饥饿有关。
秋天的时候，奶奶带我在西百尺村的地里摘棉花。在那个匮乏年代，下地干活一整天颗米不进是常有的事，农村人苦惯了，也不带干粮（基本上没有干粮），更没有人送饭。
我们祖孙两人就在地里窸窸窣窣地摘着棉花，干着干着，我就叫唤：
“奶奶，啥时完哪？”
奶奶安慰我：“快了快了。”
“奶奶，我没劲了——我饿！”
“忍一忍，允儿，摘完了这茬咱就回家。”
我已经浑身绵软，眼里噙着泪水：“奶奶，我饿得不行了。”
奶奶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指指前方的棉花：
“看见没？摘完那一垄咱就收工回家吃饭。”
“你骗人！你老说‘就完就完’，到底啥时完哪？”
我嚷嚷起来。
……
我火冒三丈一屁股坐在田垄上：“不干了不干了！”
“光允，听奶奶的话，摘完了这垄咱准保回家！”奶奶开始央求我。
我捂着饿得生疼的肚子歪倒在地，梗着脖子嘴里强道：“说不干就不干！”
奶奶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我永远忘不了老人家那一声叹息。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4）
为这事，我后悔，我后悔了一辈子。我这么小丁点孩子，这么任性不听奶奶的话。平心想来，奶奶又何尝忍心让孙子挨饿呢？
饥饿啊！饥饿竟能使一个孩子变得这样蛮横、粗野！
我虽出身贫贱，但自小从祖辈袭下来的、父母教授于我的礼义廉耻、人伦纲常还是能粗懂几分的。虽然幼年只有这么一次忤逆之举，但每念及此事，我的内心仍隐隐感到刺痛。
记得我参加工作以后，每逢返乡，不管多困难，总要给我那可怜的老奶奶捎上几块点心。我永远记得奶奶攥着点心的模样，她老人家坐在炕上，攥着点心就这么摇来晃去。过一段时间，那块点心已经不在手上了（早已分给重孙辈），她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摇晃着……
想起这一幕我就抑制不住要动感情。
小时候不谙世事，更不知道人生、社会的道理。只是纳闷：为什么我们家过得这么苦，是祖荫的风水不好，还是应怪罪于风不调雨不顺？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挨饿，是我们天生就命贱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如果说我最早对人生社会有所谓“思索”的话，我自幼起思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那阵的烦恼与愤懑，只是时时有感而发，当然上升不到“解放”“正义”“平等”的高度。也更想不到，日后正义竟要消耗大半生的时间来争斗。
贫困和饥饿也让我早早懂事。当我走路还走不稳的时候就帮母亲做事，带弟弟妹妹、捡柴禾、烧饭……稍微大一点就学做农活。
每当摘棉花的季节，我就同一群妇女一起在地里采棉花。这个时候大婶大嫂们就会嘻嘻哈哈地打趣我——
“啧啧，你看光允，手巧得跟个女的似的！”
“哈！瞧他，摘的花比我们还多！”
“光允，你是不是生错了？你要当闺女该多好呀！”
小时候长期干农活竟让我练就了一手摘棉花的绝技。即使是在妇女堆里，也数我摘花又快又干净。在田间劳作的日子里，我练就的不仅是农活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勤劳的美德和崇尚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心。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仍然感激儿童到少年时代劳动生活对我的培育。
在幼小时的劳动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回想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次经历，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共产党的“公家人”打交道。
那一天，母亲和我在村北头的棉花地里“补豆”，所谓“补豆”，是因为我们家村北的地属盐碱地，棉籽播下去，碱性小的地方棉花苗可以长出来，碱重的地方连苗也长不出来。不过，总不能让地这么荒着呀，所以需要在空出来的地方“补”上耐碱的作物，于是我们就种小豆，也就是现在有人讲的赤豆。母亲在我前头用镐刨坑，我就跟在后头撒粒抿土。刨一个坑，就撒两粒小豆，用脚丫把浮土盖上，小小的我干熟了这类活，动作不但麻利，而且居然还有几分“韵律美”呢。干着干着，地头有个人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抬头一看，是个长相斯文穿黄军装的八路（也就是解放军），他站在那儿已经观察我半天了。等我走到地头的时候，那八路同志猛地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亲热得不得了，嘴里不住地说：
“哎呀呀，真可惜……真好……真了不起！这么点小孩子干活这么利索呀！——几岁啦？”
我的眼睛望着他滴溜溜转。
母亲笑着拍我：“老总问你几岁了！还不赶快告诉老总？”
我怯生生地答：“5岁了。”
八路同志打量着我，嘴里不住地夸奖：“好一个小庄稼把式，干活干得这么快！我一定把你的事写到我们报纸上，叫大家伙都看看，解放区连小孩都在全力以赴搞生产！”
后来听我母亲说，那八路同志是《保定日报》社的，至于农村小孩郭光允的“事迹”究竟上没上报纸，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不过从他满嘴的新名词（什么“报纸”“解放区”“搞生产”）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外面的天地跟以前比是大不一样了。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1）
张耀先的“大爪子”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军在大百尺村的老街上前进，满眼是黄呼呼的军服，骡马车上满载着小钢炮和歪把子机关枪。村里的孩子谁见过这样的阵势？真神气，真威武！我被夹在骡马和人流之间，害怕极了，可是左奔右突就是挤不出去，急得差一点就要哭出声来。而那些大兵们觉得我这狼狈相怪好玩的，咯咯地笑。
从他们的笑声中，我感觉到这些当兵的相当友善。我从长辈嘴里得知这支队伍叫“解放军”（许多老百姓还是习惯沿用“八路”的旧称）。
逐渐地，隐隐约约觉得世道不一样了。吃大米饭、吆五喝六的“国军”来得少了，后来干脆消失了。“八路”来得多了，后来听说大百尺村改名为“蠡县第五区”了，我们这条街也成为第五区政府所在地，在我们那个集镇上，老百姓眼里，区政府已经是很大的“衙门”了，进进出出的那都叫“干部”，腰里别着盒子枪，又神气又威风，令我们羡慕不已。天下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街面上的演出多了，那真是叫锣鼓喧天，秧歌动地。小孩子在游行的队伍中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最受欢迎的是“斗地主”的节目，游行队伍中，演员扮演的“地主”戴着纸糊的帽子，被绳索牵着走。后面跟着一个“狗腿子”——老乡们又叫“二地主”的——嘴上挂着一条长长的纸做的“舌头”，那“舌头”怪模怪样地舔着“地主”的屁股，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好玩。
解放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闹可以看。
记忆中总是不断地游行、喊口号，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总会伴着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外界的信息不断来到我们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
记得小时候，史家大院的大槐树底的读报活动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每天都能从读报班听到很多新鲜的事、接触到很多新名词。这一切，对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为这，我午觉也不睡了，竖着耳朵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大事。抗美援朝的战讯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