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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蛀虫’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更没有散布出去给人看！”
“得，你其他的不用说了！招了就好，你先下去吃饭吧。”审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白警官很高兴。
我除了承认写了检举信外，别的什么都没供出来，也坚决不承认《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在这次提审我之前，专案组怕我跟朱啸畴拼命，怕闹出什么事来，于是他做出一个姿态，又上演了一场戏，让我感到好气又好笑——纪科长跑到牢房门口，对朱啸畴发起火来：“朱啸畴，你一个犯人竟然还敢吵架！你给我当心点！”骂完后，转身就走。 整个226牢房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纪科长的背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约有20分钟纪科长又折回来让特警打开我住的牢门，进门就大吼一声：“郭光允！”
我一愣，随即起身应道：“干什么？”
这时候朱啸畴开始不声不响地收拾洗漱用具——其实这些都是事前定好的。
我走过去问纪科长：“你叫我？什么事啊？”
“哦，没事没事……”他的反应让我越来越糊涂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然后，他又冲着朱啸畴一顿臭骂：“在这坐牢还敢吵架！让你待在这个屋倒是让你来享福的了！经所里专门研究决定让你换号去反醒。”
他又转过头来指着另一个叫小李的人对我说：“朱啸畴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待在这里还不老实，还跟他吵架！”
“纪科长，据我所知，他们俩没有吵架啊。”不知内情的我还给朱啸畴辩护呢。
“他们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吵的，有人告诉了我。”
“他们就争了几句，其实没吵。”我还是很认真地帮朱啸畴“澄清事实”。
朱啸畴终于被纪科长带走了，到了哪个号我不知道。但过了一会儿纪科长又返回到我的牢房，大声讲：“我给朱啸畴戴上了手铐，也戴上了脚镣，再让他不遵守监规？”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我始终没搞清楚纪科长怎么气成这样。
而朱啸畴不愧是一个表演天才，离开我的牢房时，当着我的面他还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1996年年底我保外就医以后，还留心又调查了这个朱啸畴一下，结果是：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假的，他根本就不认识刘善祥书记，也没有什么亲戚是大官，当时纪科长宣称给他戴手铐脚镣更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了！
说到这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朱啸畴的，因为我以前不认识刘善祥书记，光知道他的官声很好，但是就一直没想起来请他给解决问题。这下可好，多亏朱啸畴“提醒”了我，我可以去找刘书记申诉啊！
一个哲人说过，世界上的事情，今日之为恶果，他日或许可能成为善因。有了亲身经历后再细细体会此言的真谛内涵，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警察们发现用“卧底”的效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便接着想办法。
过了几天，他们又派来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干部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人的态度倒是很好，一来就给我读一些政策、文件，然后笑眯眯地说：“郭光允同志啊，你这个思想老转不过弯，组织上也替你着急啊。你被人当了枪使，沦落到这种境地，可那些背后指使的人呢，现在一个个装聋作哑，都不吭声了。你一门心思保别人，可人家呢？唉……”他意味深长地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叹着气百感交集地看着我，“你是老党员了，一定要相信组织啊……”
我在琢磨他的身份，甚至疑心他是省里或公安部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专门来从我嘴里掏实话的。我想，他们肯定是私下里讨论过这些事情，认为我“吃软不吃硬”，所以就改变了对我的询问方式。
“交代了，5天以内马上放你走！交代了吧，别拧着劲儿了。”省纪委的一个干部也这样敦促我。
然而我此刻已经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嘴巴紧闭，没有再轻易上当，双方就这么一直僵持着，谁也不轻易让步。
我反复强调说的主要是揭发李山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事实。我只要一开口，他们就不让我说。我问，为什么不让说他？为什么你们不去查他？然而我喋喋不休地讲李山林时，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到后来干脆不理我了。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我开始闹病了，持续高烧不退。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看守所伙食太差，午饭和晚饭时喝的汤与刷锅水没什么区别，上面漂浮着几片菜叶，汤碗底下有那么几根菜帮子——菜帮子是苦的，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洗得不干净，甚至本身就是腐烂的。不过这菜即使苦也要吃啊，不然怎么活呢？反正在这里容易上火，苦的东西可以清火呢，我自嘲地想。此外，看守所经常给我们吃一种棒子面饼——我那脆弱的胃绝对受不了，我只好在吃馒头时省一点儿，留一点到吃棒子面饼时吃这冷馒头。
二是那阵子流感肆虐，我虚弱的身体抵抗力很差，很快就得了流感，从此病得一塌糊涂。我这次前前后后大概病了20天，往往一烧就是38度以上，并且是断断续续地发烧——饥饿、发烧，似乎我又回到早年苦难的生活中去了。
我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但是眼前这种贪官污吏横行的现状让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和迷惑，实在无法保持乐观的心态。
躺在冰凉的床板上，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社会腐败问题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
我生病期间那个老干部也不断地跑来问我话，要我交代，我则继续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避实就虚地与他们周旋。看我一直不肯讲“重点、要害”的东西，他们也急了，认为我“不吃软也不吃硬”，便开始想其他办法，重新开始用强硬手段了。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提审我的时候，看守都用一种拉长的声音叫道：“郭——光——允——226房间！”后来有一次，我突然听到看守也这么叫朱啸畴，我当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开始幻听了？我想那个时候我的神经脆弱到极点了吧？
我还发着高烧，病得很严重，而且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差，没什么药，只有APC，我要求给我治病，要求给我输液但被拒绝了。我一度认为大去之期不远了，生病的时候曾迷迷糊糊地对同屋的小李说：“你出去以后，麻烦你找到我家，告诉他们我是病死的，不然他们会怀疑我是被打死的，告诉他们我没有挨打……”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此时我心里很矛盾，不想让老伴和孩子们在这个无底泥潭里陷得更深。我要给他们考虑考虑啊！我的孩子都很争气，应该趁年轻时多为国家做贡献，接我的班，把精力全耗在这个上面太不值得了。我把这个当作临终遗言。
“在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下，河北建筑市场数一数二的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的提审越来越频繁，每天两次，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同一句话：“交代吧！”当时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他们中午换班吃饭，就是不让我吃饭！这样的折磨我的病体怎么受得了！人在快病死的时候有求生的欲望，专案组对我说，只要我交待了，可以放我出去，我抱有幻想，想出牢笼，再加上那个政治特务的表演，使我受很大刺激，我决定承认“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省里得知我交代匿名信的事，很是高兴。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5）
那一天，所里的看守赶紧让人给我理发、刮胡子，告诉我下午有省里的人来提审我。
这回来的是省纪委一位副厅级干部（我们姑且叫他×副厅长），他提审了我5个小时，主要是让我交代反程维高书记集团的同伙——其实哪里有什么“反程维高集团”啊！
“郭光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转移到这里来吗？我告诉你，因为省里现在要抓一抓政治纪律。据我们所知你了解的情况最多，因此，先把你弄到这，你也要予以理解、配合。”他看了一眼被他说得发懵的我，接着说，“你交代了问题，把事情讲清楚，就没有你的事了。我这话可是代表组织说的，希望你明智地对待这件事。”
“×厅长，我跟白警官他们早就说过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反程集团’。即使有，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参加不进去啊，你说是不是？”
“哎，我说郭光允，你这个人的态度成问题啊！”副厅长脸色一下沉下来了，“要不要我给你点出名字来呀？我问你，刘善祥是怎么布置的，刘秉彦是怎么搞幕后策划的？你是他什么人？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在上面都拉了谁当靠山？……”他还点着省里其他领导的名让我一个一个地交代，我和他们的关系，他们给我说过什么。当然靳庆和及张玉柱他是不会放过的，反复让我交代他们俩的事。另外，他还诈我说，“大蛀虫”那封信我们分析不是你干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这封信是谁指使干的你清楚，都是谁参加了你也清楚，在什么地方打印的你也清楚，在哪儿寄的你也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要揭发这些人！
我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嘛，你所说的那些事，根本不是事实……”
…………
“我们做出这样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这位副厅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讥讽地看着我，“你以为你动机就是那么高尚？你反程书记真的那么动机单纯？”
经过5个多小时的漫长提审，我被弄得精疲力竭。副厅长同志也挺辛苦，光茶水就喝了几大杯。
我没有给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答案，他临走时指着我甩下一句：“好，不交代，老郭你不交代了——老郭，你学刘胡兰哪？没事没事，等人证物证都齐了，你想交代也迟了！”说罢撞上门披着大风衣走了。
他是下午去的，一直把我提审到晚上过了正常的饭点（大概7点钟吧）之后。我之所以强调“正常的饭点”，是因为看守所里吃晚饭也很早，一般都是4点半的时候吃晚饭，到了晚上8点就开始“坐监狱”。
“坐监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让你坐着，不让乱动弹，然后由管教人员对关押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痛苦的滋味，往往坐到最后，屁股和腿根本就受不了。此外，每天晚上值班的都要来房间“查卯”，一个一个点，看人少没少。查完后才可以铺被子睡觉。
1996年1月，在判我劳教（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呢）之前，省纪委的领导又提审了我一次。
“抓我到底是根据什么罪名？”我真希望组织上能正面回答我。
“郭光允，我老实跟你说吧，你什么罪也没有！只要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