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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我到底是根据什么罪名？”我真希望组织上能正面回答我。
“郭光允，我老实跟你说吧，你什么罪也没有！只要你把反程书记集团的同伙说出来，你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脸上突然出现一种不理解的表情，“你为什么老抱怨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混乱？你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老是把河北的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我的工作是管理建筑市场，河北建筑市场问题严重我是清楚的！我吃国家的饭，给国家办事，我揭发这个问题没有错！”我不会屈服。
“我就不同意你的看法，你就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你去咱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问问，老百姓都说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在我们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的建筑市场好得很！”
他的话让我顿时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竟然可以这样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竟可以这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激愤之余，我经常试着去从他们这些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谁都想过好日子，想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择手段。在一个宪法规定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的官员不能用马基雅维利宣扬的那一套来获取权力，牟取私利。我想，这个就是我跟他们无法调和的地方吧。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句话既可以体现一种为人处世的胸怀，但是不注意“小节”往往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官员迈向深渊的第一步。他们或者是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小节”，或者是甚至不愿考虑到底什么是“小节”，然后带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开始收受第一条香烟、第一个红包直至第一个一百万、第一个一千万，从此走上犯罪道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刘备白帝城托孤时道出的名言，看似朴实无华，实际却包含了极为深刻的人生道理！
这次提审后的第三个月即1996年4月，全国建筑市场的混乱形势到了中央不能容忍的程度，很多县长、市长、省长都公然把工程直接批给包工头做，不认真招投标，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搞乱了建筑市场。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6）
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当时的国务院提出整顿全国建筑市场，并在石家庄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做了书面发言，指出各级领导对建筑市场混乱应负有主要责任。
更让我气愤的是，会上程维高还做了这样的发言：“现在石家庄正刮着阴风，有人到处散布我有经济问题，说南京二建在石家庄承揽大批建设项目和我有关系，我拿了大量回扣。实际上，我不仅没有为南京二建说过话，也没有为任何一家建筑施工单位说过话。这个谣言在石家庄传播很广，纯属无中生有，造谣诬陷。有的人是想搞地方保护主义，竞争不过人家，就造谣想把人家挤走……”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笑话：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小学生说：“我妈妈真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我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玻璃，她就说我将来能成为新球王！”“我妈妈也是真会吹牛呢，我昨天揍了比尔一顿，他就说我将来会成为拳王！”另一个小学生笑着说。这时候在旁边听他们俩说话的一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学生说：“我妈妈就别提了，我不过撒谎说我历史考了满分，她就叫着说我一定能当上美国总统！……”
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过广大的党员干部：“我们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我看还是应该要做一点事出来。”
可惜，这么平实却又内涵深刻的话，早已被很多干部抛到了脑后。
查不出我的政治问题，他们又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问我有没有给省建委行过贿，我说：“我绝对不会行贿，也不会受贿，你查就是了。”
“那好，我现在接着上次的问题向你核实核实。”这位副厅长清了清嗓子，“上次的问题，靳庆和（曾任省建委主任）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他们按照程维高的指示反反复复地问我靳庆和的情况。因为怕不慎牵连同志，我谎称我连靳庆和的面都没见过，也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人，感觉他块头很大而已。更谈不上什么“策划反程维高集团”了，况且这个臆猜本身就是荒谬的！
老是查不出幕后反对他的“小集团”，程维高将我的案件同时交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刘院长办理，亲自打电话给他，要他“至少判个10年、20年，看他还作不作怪”！
刘院长研究了我的案子以后，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不构成诽谤罪。
程维高知道了省高院的态度后，大发雷霆，当场骂人，骂省高院，随即批示公安厅尽快处理我。
省公安厅不是没有办法，看家的杀手锏便是他们可以直接批准决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了。
得到一定将我“绳之以法”的答复后，程维高才满意。
幸亏我本身没有一点点经济问题，否则真是要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了！
1999年，待我开始平反时，刘善祥书记给那个副厅长打了个电话，这位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刘书记，郭光允身边那个卧底不是我派的！”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000年，有一天我去省委办事的时候，和久违的那位副厅长在走廊里偶然相遇，我笑着迎上去说：“×书记（此人这时已提拔为省纪委副书记），还认识我吗？”
他的表情顿时显得很难堪，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呵呵，你提审过我两次，9个小时，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我们曾经很熟络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呵呵……”
“哎，我说，郭光允你别说瞎话啊，我啥时候提审过你呀？”他急了。
接着他咳嗽了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又说：“谁跟你熟络？我只见过你一次啊！莫名其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很明显，他如今官运亨通，对我不知趣地跟他“叙旧”，他自然是不高兴的。
顺便说一句，在“9·26”案中积极参与抓人整人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对受害人表示过歉疚，甚至连起码的解释也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
是啊，事情已经过去了，该继续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鲁迅先生说的“街市依旧太平”，就是说的这种对现实的无奈。
最可怕的是苦熬
一晃就到1996年了，我已经被关押了近3个月了。
看来眼前这场角逐似乎要以一种“双输”的结局告终了，我不甘心失败，审讯人员们更不甘心。
最后我问纪科长：“该查的也查完了吧，现在我这件事怎么办啊？”
纪科长安慰我道：“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我一听这话，心里很高兴。
不过，他们紧接着告诉我还想提审我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是要搞一下“总结陈词”。我哭笑不得。
提审我的那天早上，我理直气壮地走出牢房，很多看守都主动跟我打招呼。
走到半道上，纪科长招呼我：“老郭，到我屋来，到我屋来。”
“你们现在不是要提审我吗？”我觉得有点奇怪。
“哎，那是说给别人听的，你过来我们好好聊一聊。老郭啊，你我都是直性子人，其实要没有这档子事的话，咱俩肯定是好哥们儿！你出去后，可别忘了兄弟啊……”
他们想干什么啊？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7）
我正纳闷的时候，外面有人喊：“纪科长，有电话，有电话！”——其实纪科长的办公室就有一部电话分机。他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随即连忙起身：“老郭，等一会儿啊，我接个电话。”他出去的时候故意让门虚掩着。
我等了他几分钟以后，觉得不太对劲，想了一下，便反应过来了：唉，这帮人又在考验我呢。现在也许他们都在监视室里围着监视屏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想到这里，我索性脱下大衣，披在身上，往桌子上一趴，就睡起觉来。
这一觉就睡到中午，肚子正饿得咕咕叫的时候，纪科长回来了，掩饰不住脸上失望的表情。我调侃地说：“您这电话时间可够长的啊。”他则哼哼啊啊地打着哈哈。他走进里屋，不知从哪儿抱出一床褥子，说：“天冷了，你家里给你捎了床褥子，拿去盖吧。”
后来我才知道，家里把这床褥子都捎给我1个多月了，他才给我，可见他们对被关押人员的关心程度！
我被坏人整治的时候，代替程维高指挥的实际上是他的秘书李真。后来中纪委调查此案的时候，一个老干部说：“程维高一伙整郭光允的时候，李真在其中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我生病的时候，我家里托朋友将我要吃的药捎给了一位副所长，这位所长把家里送的药给了我，我的身体才算挺了过来。我的案子，看守所里只有正所长和前面提到的那个纪科长知道一点点，其他所有的副所长都不知道，有的副所长曾对人谈过，郭光允的案子不让我们知道，大概是持不同政见，里通外国。
给我送药的这个副所长知道我的罪名是“泄露机密”，目睹了我受到的折磨后，义愤填膺地想给中央写信为我鸣不平，为我争取人权，我赶忙劝阻了他的“疯狂”举动。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个副所长的。
另外，他还是我家院里邻居的亲戚，所以后来在生活上对我也格外照顾。一次他去看我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很久没有理发和刮胡子了，所以看上去活像一个“野人”——满头蓬乱的头发和一脸乱糟糟、脏兮兮的胡子让我变得面目全非了。
“你认识秦能吧？”他问道。
秦能是我老伴单位的副局长，跟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是啊。”我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很高兴。
“你好像病得不轻啊，老郭啊，我下次给你带点好药。”说完便走了。
后来给我带药的时候，还捎给我一个小纸条，是家里送来的，我很感激他。
他很有意思，一次只给我一点点药，为什么呢？后来我想了想，哦，他是怕我想不开，拼命吃药来自残。要是他完全明白我的想法的话，他肯定不会害怕我自杀的。
我的牢房隔壁住着一个人，据说曾经是陈希同的秘书，叫陈健（据说他因为贪污30万而被判了15年），按照这里面的说法他是河北省“一号政治犯”，我则是“二号政治犯”。
我住的条件很森严，牢门不让开开透气，白天几个灯泡不让关，但屋内光线还是暗，因为厕所在屋内，又是简陋的蹲坑式厕所，所以里面的空气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