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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226房间郭光允提审。”
这句话像我给小孙子买的童话书里一扇门的开门咒语“芝麻开门”一样有奇效，武警战士这个时候转头看了我们几个一眼，随即打开了铁门。
看守所里有不少让我感到新鲜的事情。
“老熟人，今天打算交代多少啊？”又是白警官来提审我，他两侧还坐了3个人。
“我没什么好交代的，我没犯罪。”
“不要有任何幻想了，你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不懂法律吗？你以为你做的事，嘴一闭不承认，政府就拿你没办法了？你不承认，我们照常可以定你的罪！”他声色俱厉地说，说了一大堆话，给我讲政策、分析当前形势和我的出路等等，把我教育了半天。
我采取的是充耳不闻、坚决不招的战术，高悬“免战牌”，面对这些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我必须牢记“言多必失”的道理。
连续7天，天天如此。
第8天，照例又是提审。透过狱窗，我发现上午的阳光很温暖，我的心情却灰暗到了极点。
不知什么缘故，今天白警官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态度很友好地跟我拉家常，还挺有人情味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老郭”长“老郭”短的。这样180度的大转弯让我生出一丝幻想：是不是上面对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了？
上午的提审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过去了。
下午提审的时候，白警官还是那么客气：“老郭，快坐快坐。”
“老郭，你上午表现很好，很配合我们办案，也答应下午如实交代写匿名信的事，我们对你这样的合作态度表示欢迎！来，咱们接着上午的谈，你说清楚，交代出你写这封匿名信的后台策划者，揪出反程书记的团伙，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白警官用鼓励的表情看着我。
我一下子就懵了：这叫什么招数啊？
我承认匿名信是自己写的了？我怎么不记得了？是不是我的记性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话就忘了啊？
不可能！我不可能就这么招供的！我不可能年老昏聩到这个程度的！
但是，那是怎么回事呢？
只有一个可能：他们在用一种“全新”的侦查手段在询问我，或者说得直接一点，他们在讹诈我！
想到这里，我才慢慢反应过来了。我摇着头苦笑着说：“我什么时候说匿名信是我写的了？我招了什么了？我上午可是什么都没说啊。”
听了我说的话，他们惊讶地互相看了一眼，但脸上还挂着笑意，似乎很不理解的样子：“咦？怎么回事？这个郭光允怎么翻脸不认人了？你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就什么也不承认了？老郭，可不能这么做人啊！这么搞，可不太地道呀。”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上午什么也没说！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似乎都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了。
“你既然这个态度，我们就没办法了。看来，你要固执到底了，会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的。”
我又被带下去了。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3）
3天后，226房间又来了一个要犯，罪名是“涉嫌经济诈骗”，叫朱啸畴。他似乎跟我很熟悉，脾气也很好。他说见过我，我却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了。我们俩同是落难人，他这人又特别热情，所以我们很快就混熟了。
据他所称，他是做生意的。他不肯帮市里某实权派领导的一个亲戚打点关系，而且还举报了这个领导。结果这个手握实权的领导恼羞成怒，便给他罗织了一个“经济诈骗”的罪名，将他抓了进来。
当他得知我的冤情后，显得很气愤。他想了想，告诉我说，他家里有一个“有点权力的亲戚”正在帮他想办法，也可以顺便帮我活动活动。
“你那亲戚是做什么的啊？”我那个时候的心态真的很像一个溺水的人，只要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就拼命抓住不放，心想或许这个小朱真的可以帮我脱离窘境呢！
“他叫刘善祥，是省纪委书记。他是我的伯伯。”
刘善祥书记？我知道他！刘书记在任期间，办了不少贪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实事，官声很好。
“什么？刘书记是你伯伯？你不是姓朱吗？”一听说能找到刘书记，我很激动，但同时又不太敢相信。
“是啊，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刘伯伯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哪个部队的我也不记得了……刘伯伯当时是一个连长，我爸爸是刘伯伯手下的一个排长。有一次，在山头上的一场战斗中，刘伯伯受了重伤，快要牺牲了，我爸爸拼命把他给背了回来，救活了。因为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刘伯伯和我爸比亲哥们还亲，他对我也是比我亲伯伯还亲，每个礼拜都来看我。”
原来是这样！我当即高兴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他去见了来看他的家人后告诉我：“郭老师，我父亲说明天刘伯伯来看我，说正在给我想点子，我是冤枉的啊！”
我点点头：“有人帮忙还是找一下的为好，不然在这里真是要憋屈死了！”
“对了，他们不是不让你见家人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刘伯伯替你捎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干脆给刘伯伯写点东西，反映反映你的情况呢！”
“好啊！”我喜出望外。
笔和纸是现成的，这在看守所里是个奇迹，没有暗中安排，这样的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我马上写信，但是写信的时候还是存了一份警惕心，写的大都是家务事，没有涉及案子的问题。写好了以后，我把信折好交给朱啸畴：“麻烦你刘伯伯把这个捎给我爱人吧，我爱人是石家庄铁路分局的，叫贾玉阁。”
他去见刘善祥之前问我要不要捎一点衣服、食品什么的，我想了想说：“你托刘书记给我老伴带个信儿，让她给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吧。”
过了几天，家里果然给我捎来了几件换洗衣服，我很高兴：和刘书记联系上了！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发现关于我的案子还迟迟没有什么回音，有点焦急，便问他：“小朱啊，你那个伯伯刘善祥到底管不管事啊？”
“我刘伯伯现在不是纪委书记了，但是他在省政法委那儿说话还是算数的，公安都归他管，当然管事了！”
“那怎么现在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呢？”我满腹狐疑。
“哎，怎么没有消息呢？这衣服不是给你捎来了吗？”
到后来和老伴见面时我才知道，这些衣服是老伴主动给我送来的——我求救心切，当时竟然没有顾上问这个事情。
有一天，他放风回来，见我坐在地上发愣，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对我说：“老郭啊，其实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省里几个领导干部他们自己有问题。这样吧，你现在写信，把省里一些干部检举揭发出来，我想办法托人送出去，然后带给我伯伯看。把问题讲清楚，你肯定也就没事了。”
写完了之后，他给我捎了出去。等了一个星期，没有回音。
他似乎有点着急，便极力怂恿我写第二封信：“前面那封信是我老婆送的，她说她送信的时候刘伯伯不在家。这样吧，你再写一封，写得深刻点，不然我刘伯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写好了，跟我说一声吧。”并且提醒我：“我伯伯说，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省里那些领导搞的鬼，是这些领导鼓捣你写匿名信，你把省里领导揭发出来，信里给我伯伯写清楚，你任何责任都没有，你还立功呢！很快就会放你出去。”
信写完了，朱啸畴给我找了信封，信的内容没让他看，我将信放在信封里，用早餐的粥作浆糊封死了交给了朱啸畴。
第三天早晨，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牢房走廊里照例又响起了我已经渐渐熟悉的传唤声：“2——2——6——房——间！郭——光——允——提——审！”
我草草穿上衣服，睡眼惺忪地被带到提审室。
白警官看见我进来了，冷笑着摇着头：“郭光允啊郭光允，你这个人可真的是不知好歹啊！我问你，你还要捣乱捣到什么时候？你居然在看守所里玩阴谋诡计？”
我不承认。
他掏出一张纸往桌子上狠狠一拍：“你还不老实交代！你看这是什么！居然还敢搞小动作！”
我一看那封被拍破了的信，顿时傻了眼，心想完了，肯定是那封信落进他们的手掌心了，顿时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白警官的大声斥责我已经充耳不闻了，我低下头，仔细回忆近些日子的每个细节，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的智商还可以应付这样的问题，顷刻间我就恍然大悟了：哦，那个小朱原来是个“内线”啊！是个政治特务！
因为我一直是对那些人存有戒心，所以那封信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无非在信中重复谈谈中纪委关于鼓励检举的政策规定，并没有专案组想要的内容。
直到后来再次提审我的时候，这封信被拿出来当作攻击我的利器，我才知道朱啸畴说的全是瞎话，那时候真是后悔莫及啊！原来这个朱啸畴是个派来“卧底”的啊！整我的人真是煞费苦心，除了调动“200多人的专政队伍”对付我这么一个小干部，而且居然连这种手法都用上了，承蒙他们这么看得起我。
顿时心里感到万分的毛骨悚然。我懂一点法律，我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欺骗的侦查手段进行询问，绝对是违反相关法律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只是想想而已，这个时候面对这帮人，还妄谈什么法律呢？
法律有时是脆弱的，对于此时河北发生的事情，法律在不少情况下是鞭长莫及的。然而，我认为，虽然在每件事上都要求“依法办事”，在目前还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追求“法治”。否则，“依法治国”就永远是奢谈。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4）
我招供了
“是啊，这封信和那封匿名信都是我写的，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和家里人联系联系，不是搞小动作。那封匿名信也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我认为我没问题，我要出去！”
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我决定承认匿名信的事情。我没有退路了，我也不应该再继续后退了。
“啊？你说什么？你承认匿名信也是你写的？”白警官兴奋地点着头。
“是。揭发李山林的信是我写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喝人民的血，不能看着国家财产被这样的人胡乱糟蹋！我……”
“那些无关紧要的话就不要说了，你正面回答我，骂程书记的信是不是你写的？”
“‘大蛀虫’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更没有散布出去给人看！”
“得，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