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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柱被排挤走之后，我觉得很不公平，去看望过他，两个人议论过河北建筑市场的不正常现象。
那一次，张玉柱气愤地说：“这帮人整人整红了眼，谁不听他们的，他们就弄谁，过一段时间一定要揭发他们的问题。”我说：“现在省建委已经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干了那么多缺德事，不揭发他们看来是不行了！玉柱同志，你们目标太大，你就不要反映任何情况了，这事由我来出面写信，你们谁也别出面了。”
正因为我跟玉柱同志有过接触有过议论，专案组怀疑张玉柱也是幕后主使人，在我被审查期间，张玉柱同志也经常被审问。
“9·26”专案组就这样在全省撒网，调动“庞大”的公安力量，想在短期内破获“反程维高集团”，然而很长时间找不到突破口，慢慢的，那条绷得很紧的线松弛下来，对我的管束也放松了。表面上，专案组也不再找我，有十几天时间，我再也没有去过军分区招待所。
我万没想到，一张更紧密的网正在向我收紧。我被收审之后，从审问我的姓白的公安干部无意间漏出的一句话，我得知我通电话的内容已经被公安部门尽数掌握——连我去火车站接送爱人的细节他们都一清二楚，证明我家的电话已经被监听，按公安术语，是被“上了手段”。监控到如此程度，没有省一级政法部门的特批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更严厉的措施正在等待着我。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1）
入住226房间
中国民间有个迷信的说法：梦是反的。在被捕之前，我做过两次噩梦，具体情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很吓人。我的心神不定，跟我当时压抑的心情有关。
现实太残酷了，前面是吉是凶，我无法预料。当我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就拿那句老话来宽慰自己：“梦是反的。”
现在可好，“梦境成真”了。我在看守的押送下，缓缓地走在看守所牢房的走廊里，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
不过，总的说来，这里的一切并不比梦可怕：如果我不招供的话，顶多是在我发高烧的时候罚我站，然后再勒令我把身上的两层军大衣都脱掉，或者是连续几十个小时不让我睡觉——我一躺下就用白亮亮的电灯泡晃我的眼。
“你怎么搞的？上面说你上午进来，我们都在这等你一天了！”6个跟我儿子年纪相仿的小家伙看我进了226房间，“刷”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欢迎”我的到来。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咕哝道。
这是干嘛啊？我吓了一跳。
那个年轻人清清嗓子，说：“我姓何，现在是226这个号的班长。我们是上面派来在这里监护你的，现在得给你讲讲纪律……”
我正在气头上，情绪激动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什么宣布纪律啊？我是好人，不是罪犯，我没犯罪！”
他丝毫不理会我的抗议：“你听好了，在这里就应该遵守这里的纪律！”然后开始给我讲，一边讲还一边命令另外一个人记录下来，说是要给我看，要我一条一条背下来。由于心情非常沮丧、愤懑，我也没怎么听他在念叨些什么，只听到一些如何遵守监规、被提审时怎样喊报告、什么时候睡觉、如何打包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样折腾了约两个小时，他把记录下来的东西往我面前一撂：“好好背！好好学习学习！这里不是宾馆饭店，在这没有纪律可不行！”
“我不是犯人，我看你那些东西干什么？”我还是接受不了身陷囹圄的残酷事实。
“老头儿，这么大岁数，就别犟了，该吃晚饭了。”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指了指不知什么时候放在我身边地上的一个搪瓷缸子和一碗菜汤。
我揭开搪瓷缸盖子一看，就一个馒头，用手一摸，冰凉冰凉的。菜汤也早就凉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晚饭的？”
“下午4点半，咋了？”
“我有胃病。这饭这么凉，叫我怎么吃？”
见我不吃饭，他们讽刺我：等着吧，想吃吃不上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很快夜就深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身心俱疲。黑夜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世界尽数网罗其中，疏而不漏。我四肢无力地坐在地上看着牢房黑洞洞的窗户，不禁万分惆怅：“文革”十年浩劫刚开始的时候，我才大学毕业，当时耳闻目睹一些老教授身为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艰难熬过了敌人的迫害与追逼，到头来却逃不脱“坐自己人的监狱”的讽刺性人生结局，心里曾悸动不已：说不定哪一天，生来嘴巴就“不老实”的我，会不会也坐进“自己人的监狱”呢？
我觉得，坐“自己人的监狱”的滋味一定要比坐敌人的监狱难受得多，张闻天说过：被敌人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惩罚是要遗臭万年的。因为我面对的是人民的专政机关。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沦落为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应受“专政”的“一小撮”中不光彩的一个了，这对于我是奇耻大辱。
房间里有个蹲坑，正面有一面矮墙挡着。坐了很久以后，我起身上厕所。蹲下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人站在旁边看着我，我被这种举动激怒了：“你们干什么？上厕所也要监视吗？”
“哟，郭老头儿，脾气还不小哇！我们告诉你，我们也不想这样自讨没趣来闻臭味啊！没办法，这是上面的指示，他们怕你想不开去撞墙，怕失去你这关键口供。哎，我说，你死了倒不要紧，你可别害我们哥几个啊！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呢！”
我哭笑不得，扯什么淡啊，这帮人！
我有关心我爱护我的老伴，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有可爱的孙女、孙子，我有我的人生抱负，我才不会自寻短见呢！庸人自扰！
所谓“床铺”，就是在地上的几张木板上铺上一床脏兮兮的褥子。睡觉的时候，他们3人一组分别睡在我的两侧，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
我不断地打着哈欠，但是不敢放心地睡去。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关灯！不关灯我睡不着觉！”
何班长哈哈一笑：“老郭啊，你是不知道吧。这里是监牢，是人间地狱！还关灯睡觉？想得倒美！我倒想舒舒服服地睡觉呢，可是纪律管着哪！”
我在那里被关押了近3个月，那几盏灯就这样在我们号里不分昼夜地亮了3个月。3个月后，我倒不习惯关着灯睡觉了。
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开始担心老伴和孩子们，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现在被抓了呢。我眼前渐渐浮现一家四口，冬天围在桌旁吃涮羊肉其乐融融的温馨情景，两个儿子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一吃饭的时候就缠着我给他们讲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我呢，在业余时间也很喜欢给他们讲这样的故事：从秦始皇到华盛顿，从俾斯麦到孙中山。
想到历史人物，我忽然想起印象深刻的两个人：一个是蔡锷将军，一个是巴基斯坦女政治家贝·布托。蔡锷真了不起，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让袁世凯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当了83天皇帝后翘了辫子。而且蔡锷更让我敬佩的是，他去世那年才34岁！那么年轻就做出了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一生很短暂，只有几个月的辉煌，但是凭这几个月他便名垂千古。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值得我尊敬，值得我学习。
贝·布托也很了不起啊！她一个女人家，父亲被军事独裁者绞死了，25岁就成为反对齐亚·哈克独裁统治的积极分子，曾屡次被逮捕，早年在监狱中度过的日子比她自由的时候还多。书上描述她在狱中的生活情形让我很难忘：她身材很高，大约一米七几吧，被关在一间极其低矮的牢房里，站都站不直。不管她后来怎么样，出了什么问题，她在狱中的乐观精神还是值得我这个老头子学习的，总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那么自信！
我呢，今年53岁了，但是跟人家相比还是一事无成。而且他们俩一个反皇帝，一个反军事独裁者，我只是检举、揭发一个省委书记而已。如果这样我都坚持不了，我这辈子还能做什么事呢？郭光允啊，你不是老是想做一番事业吗？现在你的抱负哪儿去啦？
想想李山林以前查招标办时的情况，有的同志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是35天。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不承认匿名信是我写的，他们查不出我的问题，35天以后还不让我走吗？想到这里心才放宽了点。
也许有读者会责怪我不“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够勇敢。是的，我承认，我写匿名信的时候就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态写的。我之所以要匿名，一是因为中纪委对于群众检举高层领导这个问题并不反对甚至是赞成匿名检举的，我有法可依；二是因为我年龄大了，也有不少顾忌了，我要顾及家庭，已经53岁的我没有年轻时那股心气儿了。尽管我反对腐败，但是我还是首选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反对，而不是像《水浒传》上讲的“壮士一怒，目前流血”。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2）
遇到了卧底
从第二天开始，我被连续提审了一个星期。
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守所里的饭点儿都要比正常的饭点儿早1个小时到2个小时。
1995年11月22日早上我还在睡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房间铁门发出“喀拉喀拉”的声响，非常刺耳。抬头一看狭小的狱窗，外面天还黑乎乎的呢。
“干什么？”
“送早饭的！”
所谓早饭，就是一碗棒子面粥。
一口一口慢慢喝完粥以后，偷偷看了一眼身上硕果仅存的手表：刚刚早晨6点。
提审时间到了。走出门外，4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同志神色严肃地站在我旁边，监视着我走出铁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特警，是专门看守重刑犯的。
第一天提审完的时候，何班长告诉我，这些特警都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看守我这个“政治犯”的，身上都有真家伙，可千万要老实点。
从226房间到提审室要经过六道关卡，戒备很森严。
按照“狱规”规定，每过一道关卡都要说一声“报告，226房间郭光允提审！”这样才可以过关。我理也不理他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规矩。
前五关他们都容忍了我的行为，到了最后一关，站岗的是武警，每个人都扛着上了白亮亮刺刀的枪。押送我的人对我说：“快报告！”我不理睬。不料站岗的武警战士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仿佛没有感到我们的存在，漠然地直视着前方。僵持了一会儿，看来不报告是不行了。
“报告，226房间郭光允提审。”
这句话像我给小孙子买的童话书里一扇门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