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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处出现“王”字，一说“王始裘”，二说“王狩”。有人指出，在西周
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矢”作为宗周王畿附近的一个小国，它已公然称“王”，
远在淮海地区的杞国，当然更能称王了。
不过，《夏小正》的历法十分简单，它只是把一年分成12 个月，没有置
闰月的方法，更没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概念；它所记载的自然界现象，以动植
物的变化最多，可见这是一种较原始的观象授时的历书；它所记的生产活动，
也只有农业、畜牧、渔猎、采集，而没有提到“百工”之事，手工业生产在
当时还很不发达；许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流传下来的关于生产活动
的世代经验的积累。况且，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后来“出奔南巢
氏”，有人认为就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夏朝末年的统治中心，应该也在淮海
地区。
究竟《夏小正》是什么时代的作品，这需从历史学、文字学、地理学、
考古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作综合考察，方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郑嘉融）
《史记》一书讫于何年？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一座不
朽里程碑”的伟大巨著——《史记》记事的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
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上明言：“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从这两段话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是自相矛盾的。于是引起了后
世者的争论，而焦点又集中在下限上。关于《史记》的下限，自古至今，大
致有7 种观点。
一、讫于麟止说。
西汉扬雄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汉书·扬雄传》）
东汉班彪说：“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本纪、世家、列
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三国张晏说：“武帝
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讫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适、梁启超也力主此说。崔适《史记
探源》罗列八条证据以成其说，他把凡是麟止以后记事一概斥之为“妄人所
续”。《史记》断限讫于麟止的说法较为流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也
说道：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
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关于“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时？就是在持讫于麟止说的学者中，
解说也不尽相同。一说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年）“冬十月，行幸雍，
祠五畤，获白麟”。一说指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 年）“改名黄金为麟趾褭
蹄。”（均见《汉书·武帝纪》）两事相距，乃有28 年之遥。
二、讫于太初说。
东汉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本泷川资言等人从《太史公自序赞》
着眼，笼统地说：“讫于太初。”太初系汉武帝第七个年号，由公元前104
年到前101 年，共计4 年。《史记》为何讫于太初？梁玉绳等认为，司马迁
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讫于太初。又为何说讫于麟止？粱玉绳认为这是假设之
辞，表示效法《春秋》。泷川氏还认为是“表作史之时”。主讫太初说者，
以朱东润持论最为有力。他不仅对崔适的论据，逐条驳斥，并且列出9 例以
证其说：“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讫于天汉说。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书中曰：“司马迁据《左氏》、
《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赞同这种说法的有司马贞和张守节。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曰：“夫太史
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曰：“《史记》者，
汉太史公司马迁作。。。上起轩辕，下既天汉。”天汉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
由公元前100 年到前97 年，上与“太初”紧紧相连，共计4 年。
四、讫于武帝之末说。
褚少孙说：“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正史
考略》史记条中阐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五、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
一家独唱，引起百家争鸣。史学界有人撰文说，郭老独说《史记》止于太初、
天汉，意在折中。把原来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记》断限弄得更加复杂、扑朔
迷离了。
六、讫于征和三年说。
征和为汉武帝第十个年号，即由公元前92 年到前89 年，也只4 年。此
说仅见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他说：《史记》纪事，“讫于太初四年”，
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他又说：“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唯
《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有时、有事，确也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共鸣。
七、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
今人张大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上发表文章，力排众难，
据《史论》五体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十九年，
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22 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
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太初四年，
贰师将军李广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
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躬逢盛时，又亲自参与改历，激动非凡，决定将
《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诸方
面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以后，得出如下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
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
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
“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
表始终”，“综其始终”。所以“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
绝对年代，初为太初元年，而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载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准。
关于《史记》的断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据上不完
全所述，竟有7 种见解。是麟止、太初、天汉、征和三年，还是尽武帝之末？
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太初、天汉之间呢？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更能说服人
的高论呢？
（周朝民）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何时的作品？
司马迁作《史记》世人皆知。但是，司马迁著《报任安书》（下简称《报
书》）人们知之较少。其实，《报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力作。
在研究《史记》以及司马迁晚期思想方面，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2000
余年来，还一直未能就其写作年代作出确论！
早年，《汉书》的作者班固和《昭明文选》的编者萧统等，都主张司马
迁作《报书》是在任安从益州刺史任上因罪下狱之后。隋、唐、宋、元各代
学者均未对此说提出异议。
到了清代，学者赵翼一反前人之论，他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安抱
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不发兵。武
帝闻之，以为安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
事也。”他把《报书》的写作年代定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当
代一些学者又以赵翼之说为根据，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在班固、萧统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报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十一月。王国维说：“案公报
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
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
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畴。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
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自王
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几乎各种司马迁的《年谱》都信从这种说法。近年来编
写的许多高校文科教材，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
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 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
此外，还有一位张惟骧先生，他自立一说，断言《报书》作于征和三年
（公元前90 年）二月。他在《太史公疑年考》中称：“帝去年（征和二年）
七月，太子据兵与丞相刘屈氂战，败走自杀。史公《报书》云：‘今少卿抱
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涉旬月者，阅十月也，此书作在征和三年二
月可知，任安非当年死者亦可知，”
最近，随着司马迁研究的深入，关于《报书》作于何年的问题又旧案重
提，但观点集中在太始四年说与征和二年说。比较对立而又考证较为详尽的
文章是黄振民的《〈报书〉写作年代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4
期）和何世华的《〈报书〉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载《人文杂志》1982
年第6 期）一辨一考都从解释“会东从上来”，“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
从上上雍”这一段话着手研究，且得出《报书》写作年代相差二年截然不同
的结论。为解疑窦，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详情，现摘录他俩各自引究的史料，
供对比，分析。
黄文对征和二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太始四年理由是：
一、《报书》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说：“迁被刑之后，
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
曰：‘少卿足下’。。”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给司马迁致书时尚在益州刺
史任上。从《报书》内容得知，《报书》作于任安自益州刺史任上因事下狱
之后。二、《史记·田叔列传》、《资治通鉴》、《史记》有关材料相互印
证，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为武帝以“有不忠之心”罪名与好友田仁一同被
“腰斩”。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亲随皇帝左右，任安在七月被杀，他肯
定知道，决不会在任安死后4 个月才“略陈固陋”——写回信。三、《报书》
中说：“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
仆不相师用，而用流俗人之言。”看来任安致书主旨纯属友人规劝之意，绝
非死囚乞援之辞。文中一个“望”字极能说明问题，任安决不至于在求援时
先对司马迁“怨望”一通吧？纵观司马迁一生，再反复琢磨《报书》本意，
看得出，司马迁决不是那种怕事惧祸弃友、见死不救的人。四、关于戾太子
一案，《报书》中未吐一字。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时独一无二的大事变。戾太
子自征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