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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报书》中未吐一字。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时独一无二的大事变。戾太
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节杀江充，从壬午日至庚寅日，假节驱四市人与丞相
在长安城中大战。历时9 天，死者数万人。事后武帝又逼迫皇后、太子自杀，
诛杀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流放了几十万市民到敦煌等郡。晚年的司马迁更
倔强，他敢于在《史记》中颂扬钦犯朱家、郭解的侠义行为；敢于直刺汉高
祖、吕后及武帝的短处；敢于在《报书》中颂扬李陵的国士之风。用激烈的
言辞抨击武帝，为已投降匈奴好几年的李陵进行辩护。同时他又在《报书》
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看来是无所畏惧的了。那么他在《报书》中对戾太
子事为什么未吐一字呢？答案就在于当时他写《报书》之时，戾太子事尚未
发生。
与此相反，何文对太始四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
的理由是：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
“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
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
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
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
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
犯。“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
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
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汉
书·武帝纪》“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
《报书》说的是迫于要跟武帝去雍地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三、《报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
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
测之罪”。四、《报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
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
十一月。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
征和二年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
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匆忙急促，没
有一点空闲。司马迁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1 年“任为郎中”，到写《报
书》的征和二年恰好度过21 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书》中说的“仆赖
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完全符合。五、司马迁这封《报书》
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这封书满腔愤怒，大发牢骚。对于汉王朝屠杀功
臣的行为更予以大胆的揭露。这些无情揭露，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
帝王的专制残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
看完前说，读者便知《报书》究竟作于何时，目前仍是一个悬案。
（周朝民）
《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于何时初版？
1847 年12 月至1848 年1 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
纲领《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次完整、系统而严密的阐述，是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
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确实，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译
本最多的著作之一，1848 年德文版初版不久就有了波兰文与丹麦文的译本，
1848 年6 月译成法文，1850 年译成英文；1882 年出版俄文本，1886 年推出
西班牙文版，1893 年有了意大利文版。
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译成中文的第一人是陈望道。邓明以《五四时
期的陈望道同志》一文称：“陈望道同志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
薰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一师那场风潮以后，他受到深刻的
教育和锻炼，。。也认识到要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思想，必
须依靠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在事件结束之后，
回到了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自行进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在《民
国人物传（四）》中，邓明以把他翻译此书的时间定为1919 年底。1920 年5
月至8 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
之前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以后，随即开
展了宣传活动，首先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两文中都把陈
译此书的初版时间定在1920 年4 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上
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
比邓明以叙述更详细的是刊于《上海滩》1991 年第1 期叶永烈《秘密党
员陈望道》一文，记述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宣言》英文版，
深为赞叹，都认为有尽快译成中文的必要。当时思想颇为激进的戴季陶在日
本读到此书时还曾尝试翻译，但结果力不从心而放下了。回到上海后他到处
物色合适的译者，经《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的举荐找到了陈望道。陈望道
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
知陈的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陈望道借来了英译本。1920 年2 月下旬，陈望道开始翻
译，4 月下旬译完。陈望道请留日归来的李汉俊校，李校毕又请陈独秀校，
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发行量达十几方份的《星期评论》遭当局注意，
被迫于1920 年6 月6 日停刊。正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跟魏金斯基商
议，当即筹款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 号，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
厂——“又新印刷厂”，印出了1000 册《共产党宣言》，初版的印行时间，
版权页上标明“1920 年8 月”。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出版的时间，这就引出
了《宣言》最早全译本究竟初版在何时的问题。50 年代张静庐在辑注《中国
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一书中认为该书中文全译本1920 年4 月由上海社会
主义研究社出版。这一结论被学术界转相引用，据笔者所见，直至70 年代末
似乎未曾有专文提出过异议。三联书店1979 年新版的丁守和、殷叙彝《从五
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采用此说。即使陈望道本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未对此说表示过异议。此书写入了权威辞书《辞海》的陈望道条。
80 年代有若干学者提出了疑问。贺世友《〈共产党宣言〉在我党创建时
期的传播和影响》一文中认为该译本于1920 年5 月由陈望道译成，交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8 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公开出版。8 月初版本印数不多，很
快售完，所以9 月再次印刷。80 年代后半期，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征集到的
一本1920 年8 月的版本，经一些专家鉴定认为是最早的版本之一。该书系
32 开白报纸本，58 页，浅赭色封面，正中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叶永烈称北京
图书馆也珍藏有这一初版本，今是该馆镇馆珍本之一。至此似乎已成了定论，
1990 年12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包括邓明以等参加的《陈望道文集》
第4 卷的附录《陈望道译文目录》，也把该书初版时间修正为1920 年8 月。
但令人困惑的是《鲁迅研究资料》第1 辑所载余延石《鲁迅和〈共产党
宣言〉》一文，指出1920 年6 月26 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同到大学出版部（有
《鲁迅日记》为证），收到陈望道22 日的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他（陈望道）
自经杭州一师的那场风潮以后，经子渊校长离职，望道为了表示跟经校长同
进退，也自动离职，回到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去潜心研究新思潮，试译了
一本《共产党宣言》。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
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依然不得安稳，我
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
言》寄赠请求指正。”（有《周作人日记》的手稿本原件为证）据周作人回
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
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
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把这本书翻译
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后来鲁迅写了复信，还把《域外小说集》寄
赠答谢。笔者所见到的所有鲁迅年谱都对这一材料加以引用，并把该书初版
时间列在1920 年4 月。即使自以为把陈望道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过
叙述得头头是道的叶永烈在《上海滩》所刊的文章中也对此表示“令人费解”。
以至于不少辞书，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推出的高放主编的《社会主义大
辞典》的“陈望道”一条与“共产党宣言”一条分别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初版
时间。解开《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初版之谜，不仅仅对于正确的编写辞书，
即使在中国翻译史、出版史，特别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都具有
重大的意义。
（邹振环）
归属篇
《尚书》真伪之争何时休？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它保存了许多殷周时代的原始
材料，具有根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尚书》的版本和内容经历过曲折
离奇的变化，所以围绕着《尚书》，产生了种种的疑问和争端。两千年来，
数以百计的学者，参加了《尚书》问题的辩论。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汉代《尚书》的今古文版本问题。
《尚书》的成书是在先秦，最早的本子应该是用古文字写的。然而，这
种古文字本《尚书》，由于秦代的统一文字、焚烧诗书以及秦末的战火而亡
佚了。西汉初年，曾在秦始皇时担任过博士的伏生传出一个《尚书》残本，
先是流传于齐鲁民间，文帝时由晁错笔录，带回朝廷。这个本子是用当时通
行的隶书写的，故而被称为今文《尚书》。不久，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宅中
又发现了另一个《尚书》残本，由孔安国加以整理，献给了朝廷。这个本子，
据说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古文《尚
书》，究竟哪一个本子是先秦的真本呢？复杂的争端就此开始了。
西汉时，相信今文《尚书》的人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官方的博士都是
今文派，古文《尚书》只在民间流传，没有立于学官。到西汉末，刘向、刘
歆父子因为看到了中秘书里的古文本子，遂竭力提倡，要求把古文《尚书》
也立于学官。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就是和当时的今文博士进行辩论
的名文。这场辩论，以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