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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沃德拒绝证实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马克自己谈一谈，以确认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两次和马克的会面但又都取消了。后来琼告诉伍德沃德，如果他不帮忙，马克就不愿公开自己的故事，伍德沃德听后对书的事避而不谈。
过了一段时间，伍德沃德给琼发了封电子邮件，可只是一些对马克健康的问候和闲聊，没有说到出书的事。看得出来伍德沃德在马克在世时对披露他的秘密身份仍然心存犹豫，他担心高龄的马克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时并不知情或不是他的本意。而我向伍德沃德建议在马克死后合作出版一本关于马克的书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努力去改变他的主意，提出如果他支持我们的想法，那马克一家一定不会撇开他公开马克的故事。可每当我强调我们非常确信马克就是“深喉”时，伍德沃德两次提醒我，“有一些事情是你们想不到的”。马克的家人认为他这么说是在暗示“深喉”并不是马克一个人的角色，还包括其他人。当时琼这么想，小马克比琼更相信这一点，可我从未为之所动，因为我觉得伍德沃德不愿合作是另有原因的。
我能看出伍德沃德的立场背后的商业意识，而马克作为他的内线向他提供信息丝毫没有利己的动机。“深喉”这个名字意味着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于“很深的幕后”，也就是说他使用马克提供的信息时不能透露信息的来源，甚至不可承认存在一个信息提供者。可在1974年，伍德沃德在他的《总统班底》一书中却披露了“深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马克的身份。从那本书中透露的关于“深喉”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我确信马克就是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
我还从那本书中得知，伍德沃德和他的信息提供者是朋友，因此我猜伍德沃德不会没有得到马克的同意就披露“深喉”的身份，以制造轰动效应提高书的销量。从道德上说，马克完全可以在1973年退休时公开一切，从而可以从那本书的销量中获取部分收益。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伍德沃德不愿接受我的提议，给马克第二次公开身份的机会的原因。
根据这些推测，我通过伍德沃德的新书《秘密线人》吃惊地发现，伍德沃德从没有与马克达成过任何公开有“深喉”存在的约定。伍德沃德也承认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承诺过永不以书面的形式透露自己有一个类似“深喉”的秘密信息来源。可是到了2002年5月，数百万甚至可能上亿人都听说了“深喉”，所以很明显伍德沃德没有信守这一条诺言。
费尔特和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上的历史合作中都充分发挥了对方的作用。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尔特总是信守自己的承诺。费尔特的家人在近几年和伍德沃德来往较多，视他为好朋友，但他们清楚伍德沃德没有义务与他们合作出书。
不管伍德沃德出于什么理由，既然他不愿参与合作出书； 那费尔特一家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述马克的故事了。家里人都知道马克热爱联邦调查局，努力地保持着它的公正，捍卫着它的荣誉，这些是伍德沃德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们还清楚马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才能且勤奋努力的人，如果不是一名社会公仆而在商界工作的话，会比现在富有得多。但马克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保护美国的卫士，他为埃德加·胡佛而骄傲，为他的出众业绩而骄傲。所以，在水门事件后当联邦调查局的形象被玷污时，马克感到伤心，也许一本出自他和他家人之手的书能帮助联邦调查局恢复名誉。
马克曾写过的那本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出版量很小，没有推广，没有经过仔细的编辑，没有索引，甚至没有目录。马克决意隐藏自己的“深喉”身份使那本书失去了新闻价值。而他在书中对埃德加·胡佛的坚定拥护也没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正是水门事件曝光后公众对整个政府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反对的高潮。马克向公众发出的针对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警告被许多人视作是为联邦调查局侵犯民权行为所做的辩护，直到“9·11”事件的发生使他的警告不幸成为灾难性的现实。简单地说，马克的那本书尽管形象地刻画了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可在观点基调和出版的时间上都是个错误。
序言（9）
马克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人因批准对国内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无证入室搜查而遭到起诉，探员们入室搜查的行为被人们称作“黑包工作”，因为他们行动时都携带着装开门工具的背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也该重新看待1980年那个非法法庭对马克做出的错误判决了。马克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是平定水门事件的一支力量，而不是造成水门事件的一个原因。回首看那段历史，他对国内的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是适当而有力的。
马克的作为也使水门事件中的另一个现象成为公众的议题，那就是调查式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林登·约翰逊的不道德交易。可是这些《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是孤军奋战的，现代的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创始人也不是那两个精力充沛的记者，而是经验丰富的政府调查人员。正是马克与伍德沃德的合作，将复杂严密的专业调查手段与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报道手法结合了起来。水门事件和“深喉”这个人物向新闻媒体敞开了大门，引入了对新闻事件深入调查报道的标准和对政治事件采用综合记述的手法，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报道。伍德沃德在深入报道这个新闻业的新领域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门事件后他在这方面还屡有建树。同时这种报道形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促使政商两界的权力层负起更多的责任。
“深喉”与媒体的秘密合作不仅使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他的勇敢事迹的公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层雇员，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揭发非法行为的勇气。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会在荣耀中完成它余下两年的任期。我们原本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被黑幕遮挡，那些诚实的雇员就会受到威胁和压制而无法伸张正义。
对于马克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门事件，最好的解释不是1972年时他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敌人的斗争，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价值观。马克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平静而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安全冒险，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母亲、他所经历的道德教育和他养过的狗，对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爱达荷州双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国小镇人的普遍人生观。马克的父亲厄尔·费尔特在双瀑城外的几亩土地上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马克的母亲罗斯·迪格特·费尔特在当时的女性特别是美国西部的中产阶级女性中，受教育水平十分出众。她毕业于爱荷华州得梅因的一所文科教会大学——得雷克大学。
费尔特一家有两个孩子——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现已病故）。在家庭为后代保留的回忆录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亲栽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下用梅森食物罐捕蜜蜂；马克和一个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个游泳池；到了冬天，他们用真正的蜡烛点亮了整棵圣诞树。珍妮特还写道：“三月是风和风筝的世界，四月有愚人节，五月的五朔节（我们会去跳五月花柱舞）给我们带来满篮的鲜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们熬夜玩踢可乐罐、捉迷藏和绑架游戏。七月四日是我们最向往的，那天每一个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钱，那的确不少。那天总有一些政客在音乐台上大声地演讲很长时间。而我们则会去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
费尔特双亲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德国先辈。厄尔·费尔特和他的儿子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宗教礼节，保留了长老会的慷慨和社会正义感作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础。马克和珍妮特在十岁上下时常常参加教堂舞蹈。他们跳的舞显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种复活的风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长老会传统风格。自制，关注别人的需要，周到体贴的言行以及很强的责任感是长老会教义的核心。因此从六岁起，马克就担负起了夏天切割和搬运干草以及冬天早起喂马的任务，尽管他的活还干得比较笨拙。
序言（10）
厄尔·费尔特在马克犯错的时候也偶尔会惩罚他，但主要管束马克的是他的母亲。马克到了中年还会想起他小时候“宁愿被父亲打十次也不愿听到母亲说一次对自己感到失望”。罗斯·费尔特始终保持着理智和冷静，可对马克的要求相当高。她的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定，常常教育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门事件及随后的岁月里，马克常对朋友说，自己还是个顽皮的男孩子时要学会自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学会这一点对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
马克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了领导才能，他赢得了学生会的竞选。从十几岁开始到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关键人物，马克的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可那并不是起步于对权力的追求，而是源于他母亲交给他的任务。罗斯常教导马克：“你肩负着对别人的责任，去履行它。”
少年时期参加的宗教活动并没有给马克的成年生活带来多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孩童时期发生的一件事。马克的父亲曾带了一只长着棕色卷毛的小狗回家，他们给它起名叫米奇。用珍妮特的话说，“大家都为这只可爱的小狗着迷”。在随后的三年里它成了马克一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可有一天它被人下了毒。珍妮特写道：“大家都很恐慌，特别是马克（当时十岁），整整一天他都在大声祈祷，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上下楼梯，最后回到厨房看米奇的状况。米奇躺在炉子旁，尽管很难受，可马克躺在它身边时它还是不停地摇着尾巴。” 后来小狗还是死了，珍妮特说：“在那一刻马克失去了所有对上帝的信仰，无论爸妈说什么都没用了。”
马克通过努力工作和勤于观察他人的需要培养出了一种平静的态度。在事业生涯中，他总是有条不紊地工作，从不抱怨工作时间太长。然而没有一个人说马克出现过情绪过度紧张、压抑、焦虑或崩溃的情形。小马克说：“他决不是伍德沃德在《总统班底》一书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急躁不安的人。一旦他做出了决定，不管有多困难，他都会毫无顾虑地去实施。”
马克的律师回忆说，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比其他人更坚强，情绪更稳定。马克·卡明斯当时是马克的一名辩护律师，现在已成为华盛顿特区一名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