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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特在被审判前的几年里一直遭受着政府的折磨，在作证的过程中饱受压力。水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宣泄到了“地下气象员”一案上，那几年费尔特随时可能从一名证人变成此案被告。坚强的费尔特依然沉着而坚决地为联邦调查局和自己的行为辩护，否认联邦调查局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他毫不让步，决不为得到从轻处罚而将责任推向格雷和其他联邦探员，甚至在当局私下提出给他定不入狱的轻罪以了结这个困扰他的案子时，他都一口回绝。在尼克松以证人的身份为他辩护时，费尔特冷眼相对，因为他知道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曾在一个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审团面前攻击过被告。
费尔特曾期望退休后与他美丽的妻子奥德丽·费尔特一起过平静的生活。可由于在丈夫遭受的调查和指控中承受了过大的压力，奥德丽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在1981年费尔特获得了里根总统的赦免，最终摆脱了缠身多年的官司后也没有好转。1984年在费尔特出差的时候，她在华盛顿附近的公寓客用浴室里，用费尔特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自杀了，子弹穿过她的太阳穴。费尔特回到家中才发现了她的尸体。可除了他们的儿子小马克得知后从附近的住所赶来安慰父亲外，费尔特好多年都没有将妻子自杀的事告诉别人，包括他们的女儿琼。费尔特只告诉琼，她母亲死于心脏病。就像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自己承担政治责任，费尔特又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伤而独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
三
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圣罗莎第一次见到了费尔特，他与女儿琼一起生活。琼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 她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为生计奔波。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可依然面带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着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改造成公寓的车库里度过的，这样可以免于上下楼梯，更方便他到院子里。费尔特借助助行器，在一个温和的斐济护士的看护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觉得马克·费尔特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当实习生，1974到1979年我在旧金山任助理联邦律师，在那期间我主要和联邦调查局探员们一起工作。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了司法部里案件信息的传递过程。根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畅销书披露的信息和我对联邦调查局执法程序的了解，我推测只有费尔特有成为“深喉”的动机、手段和机会。
序言（6）
20世纪70年代末，正当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繁忙的法律事务和家庭生活使我无暇去证实自己的猜想。
正如我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写，到2002年初时，对“深喉”的猜想变成了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一个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简用意大利面和烤鸡招待我们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学的七个朋友。这些年轻人有的刚从南美度假回来，大家在我们马林县的家里互相讲述着自己的探险经历，那里能俯瞰到圣拉斐尔山，宁静宜人。我跟这些年轻人说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他是一名律师，在二战期间被联邦调查局派到里约热内卢执行秘密任务。克里斯蒂的朋友尼克·琼斯听到后说，他的祖父也是一名律师，与我父亲是同一时期进入联邦调查局的，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后来在联邦调查局成就了一番事业。
我问他：“你祖父叫什么名字？”
尼克说：“你可能听说过他，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级别很高……叫马克·费尔特。”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已经认识尼克三年了，他是一个聪明、勤奋有前途的青年。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年轻时的我。我甚至鼓励他像我一样去学习法律。而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告诉我他祖父就是我认定的伍德沃德的秘密情报内线，联邦调查局曾经的头号人物。
“马克·费尔特！”我禁不住喊了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祖父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深喉’，你知道吗？”
尼克平静地说：“约翰大叔，我很早就听说了。最近我们开始觉得有可能就是他。”
我又和尼克谈了一会他祖父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原因……也许是担心他以前的同事对他会见伍德沃德有看法。我提议说，我当过检察官，理解他的心情，也许我能打消他的顾虑。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就放下了这个话题继续与其他人聊。没想到几天后，尼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母亲想请我去与马克谈谈。我同意了，表示将在那个周日开车去圣罗莎拜访费尔特一家。
我如约前往，见到了马克和他女儿琼·费尔特。琼是个有魅力的女性，当过演员，后来改行做了教师，辛勤地在两个教学岗位上同时任教。马克当时已年近九旬，依然随和友好。据我所知，马克从未向他的家人透露过他的秘密身份。我开门见山地谈起了“深喉”的历史贡献，希望借此引起他的某种反应。我说到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检察官十分钦佩“深喉”捍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系统荣誉的行为时，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得欣慰了，似乎是得到了我的赦免。尽管如此，他仍然紧守自己的秘密。他最后说：“我会考虑你的话，请等我想好后再告诉你。”
大约十天后，尼克又打电话给我，请我再一次造访。他说这一次他祖父有可能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我看出了费尔特家人如此急切弄清真相的原因。一家小报《环球报》的记者唐纳·考夫曼曾给琼打电话问她父亲是否就是透露水门事件真相的人。琼对他提到伍德沃德曾在三年前未提前打招呼就到家里来看望她父亲。考夫曼随即写了一篇名为“深喉浮出水面了！”的文章。琼又提起一个名叫蔡司·丘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说的话。他说1988年他参加一个夏令营时遇到了一个朋友雅各布·伯恩斯坦，他是卡尔·伯恩斯坦和作家诺拉·埃夫罗的儿子。雅各布说他父亲曾告诉他“深喉”是一个叫马克·费尔特的人。可伯恩斯坦和他的前妻埃夫罗（两人在1999年已离婚）都否认他泄露了“深喉”的身份，称他们儿子是在重复埃夫罗以前的猜测。
2002年4月底，就在《环球报》那篇文章登出不久，琼接到伊薇特·拉·加德打来的一个电话。加德在琼的母亲死后就成为费尔特的亲密朋友。她问琼：“他为什么会现在说出来呢？我以为他至死都不会透露呢。”
琼问她：“说出什么？”
加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费尔特曾告诉她自己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并让她发誓保守秘密。
序言（7）
琼立即告诉了她父亲和加德通话的事，她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你就是‘深喉’。”
马克的回答是：“既然是这样，那我承认我就是。”
于是琼劝他父亲尽快公开这个秘密，以了结一桩心事，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费尔特同意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但在1987和1988年，伊薇特·拉·加德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米奇和儿媳妇迪伊。米奇是美国驻欧部队的一名陆军中校，一贯守口如瓶。他表示自己从没有跟任何其他人透露过此事。
后来我们从伍德沃德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得知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就是斯坦·波廷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担任助理司法部长。他是偶然发现费尔特身份的。波廷杰后来跟我们谈到这件事：那是在马克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地下气象员”一案中作证时的事，他一如既往昂首阔步地走到大陪审团面前。在作证时马克开玩笑地提到白宫里有些人认为他就是“深喉”。这时一个陪审员举起手来顺势就问马克：“那你就是‘深喉’么？”波廷杰当时负责法庭记录，他回忆说马克听到这个问题时脸色苍白，连忙否认。于是波廷杰停止记录，离开检察官席走到马克面前，提醒他作证前他曾发誓不说谎。并告诉他考虑到刚才那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如果马克同意，他可以把这一段从记录里删除。满脸通红的马克听到这断然说：“删除这个问题。”
随着水门事件过去三十年，“深喉”的神秘面纱也慢慢褪去，至少在他的朋友和家人看来已不是什么秘密。因而马克开始退一步设想如果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隐秘身份会怎样。一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由生活助理阿塔马·巴蒂萨雷萨尔开车带出去兜风，可他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享受外面的风光，而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过去。阿塔马后来告诉琼和我：“他跟我说，‘一名探员应该忠于联邦调查局’，可他并没有说他就是‘深喉’。他还说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尼克松的事情上我有责任那么做’。”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找费尔特谈这件事，当时他正在思想斗争，不知他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同事知道了他就是“深喉”还会不会尊重他。我告诉他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都认为“深喉”是一个爱国的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以他的方式公开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了。后来费尔特又跟琼说他还担心如果一切大白于天下，“那法官们会怎么想”，换句话说，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深喉”而受到司法审判。于是我们继续和马克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大小，随着我们的不断劝说，马克对透露秘密的顾虑也越来越少。可他似乎还有些在意他头顶那个绰号可能的影响，一方面他承认这个绰号属于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觉这个绰号代表的是泄密者。有几次他跟我说：“我不是‘深喉’。”但又承认《名利场》的那个标题：“我就是那个他们叫做‘深喉’的人。”
当大家都确信马克·费尔特已经准备好公开自己的身份时，马克的家人便委托我去商谈出版马克自传的事宜。马克的家人希望马克在世的时候就出版自己的传记，因为如果马克的故事是在马克死后由伍德沃德来讲述，那马克的历史就成了伍德沃德的附属品，琼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家人都希望公众和马克本人都能以他的英雄事迹为荣。
可马克即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是固执地拒绝将自己的故事出版。琼无法以家族的荣誉为由来说服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她告诉马克，为了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自己已经负债了，如果马克的书能出版，也许能解决一点家里的开支问题。马克从来都很爱自己的儿女，甚至溺爱着自己的孙子们，听到琼这么说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伍德沃德参与进来。尽管马克的记忆随着年事已高已逐渐模糊了，但他在作决定时依然很有主见，依然被家人尊敬和爱戴着。
我第一次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在2002年5月。我告诉他马克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我和他的家人了，并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出版一本“即将完成的”书。此后我又给伍德沃德打了几次电话，琼和小马克也找他商谈过这件事。
序言（8）
伍德沃德拒绝证实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马克自己谈一谈，以确认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