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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领律师。他说：“当法庭宣布不利于马克的判决时，他竭力安慰我，似乎我才是该难过的人。”
旧金山的拉里·卡拉汉曾是一名联邦检察官，现在当了辩护律师。他当年也参与了马克的案子，代表一个关键的证人。他这样形容马克的镇定：“在审讯中他保持着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似乎更愿意谈他女儿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马克勤工俭学完成了在爱达荷大学的学业。他为大学生联谊会烧锅炉，为女生联谊会洗盘子，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并被选为他所在的大学生联谊会的主席。他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时也是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在参议员詹姆斯·波普办公室里全时工作（后来波普在竞选中被击败，新任参议员D。沃思·克拉克又把马克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除此之外，马克还成为第一个被选为爱达荷社团（由生活在华盛顿的爱达荷州人组成）主席，而此前担任该职的无一例外都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爱德华·希尔医生现在是旧金山的一名退休内科医生，当时也在参议员办公室里工作，是马克的同事。在他的眼里，马克十分细心和勤勉，处理了大量的信件并认真地回复了选民的要求。而他在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法学院的学业，后来还要为进入律师界继续学习。希尔回忆道：“他是个天性顽皮的人，跟我弄过几次恶作剧。”有一次希尔到办公室发现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了，起初他还担心自己是被解雇了，后来才发现是马克把他桌子上的东西都装到一个袋子里挂在天花板角落的一根管子上了。
正如马克的母亲所期望的，马克的志向被定位在了公众的利益上。马克和参议员办公室的另外两名律师阅读和讨论了一些共产主义著作； 这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还是能被人们接受的，因为当时离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还有一些年。资本主义加重了人们的利己心，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所批判的，因而马克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些兴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式理想正是罗斯·费尔特所向往的，也正是她儿子为人的真实写照。马克不是思想家，可他的观点与那些常去克拉克会所的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们不同。他们总是为自己对纳粹的软弱立场辩护，说这样能制衡共产主义苏联。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派在马克的眼中是平等的。
序言（11）
尽管马克对共产主义着迷，可他还是选择了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去实现他的社会理念。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申请到联邦商务委员会工作。联邦商务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取缔不公平和误导性的商业行为来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这符合马克的价值观。然而后来马克发现了宣传与现实的差别，他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商业斗争的双方，而无论是投诉者还是被投诉的对象都少不了贪欲。另外，这份工作还十分枯燥，马克最初的任务就是调查人们使用卫生纸的习惯和态度，这并不是项理想的入门任务。
马克在1940年通过了华盛顿特区律师考试，他有资格申请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了。这时马克不再是个爱幻想的小伙子了，他理智地看到自己有机会进入的这个组织是真正有实效的，公众对这个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谈不上崇拜的话也是广泛支持的。当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埃德加·胡佛很善于利用媒体，他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整洁、阳刚的联邦探员形象，要消灭所有美国的敌人，包括约翰·狄林格① 约翰·狄林格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银行劫匪。他和他的同伙所制造的轰动性的劫案，促进了联邦调查局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纳粹的间谍、共党分子、暴力犯罪者以及绑架林德伯格之子的绑匪② 林德伯格是1927年第一个独自驾飞机不间断飞越大西洋的飞行英雄。1932年他两岁不到的儿子被绑架并被杀害的案件轰动全美。等。
马克同其他许多在胡佛部下工作的探员一样，都对胡佛领导的这个严密、高效的组织深怀敬意。胡佛在公共关系上的出色成绩也令马克十分钦佩。由于胡佛的努力，联邦调查局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方便了探员们在工作中寻求市民和地方执法人员的帮助。一位老探员菲尔·巴舍说：“在关上车门之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马克·费尔特真诚地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个可靠的系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勤奋工作的热爱，细心的个性以及沉着冷静的风度使他成为一名有提升前景的模范探员。但马克在逐级上升的过程中从不表露出过强的提升欲望。他的一名同事乔·庞德说：“马克从不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他的袖标上。”正像马克有一次对他女儿说的：“最好的外套要能隐藏优势。”
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马克的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他所从事的工作——反间谍活动——就需要他讲究策略和善于分析。当时一个逃脱了许多老练探员视线的重要纳粹间谍被马克发现了，这使得马克一举成名。马克在那些年掌握了许多间谍技巧：甩掉跟踪者、暗中传递情报、避免引起自己人的怀疑等等。这在他日后与伍德沃德建立的秘密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期间一直都在监督反间谍人员，同秘密特工一起工作。琼回想起有一次她回到家，发现有一个穿着破旧的“激进分子”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其实是一个联邦探员前来报告马克他所打入的一个左翼组织的情况。马克还是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的专科学院的课程主管，负责培训新探员基本反间谍技术。因此当马克被提升到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时，他对沙利文负责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反间谍计划了如指掌，那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协调渗透到极端组织里的线人和探员。
总而言之，马克比联邦调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间谍技巧。这种技巧中的一部分是为渗透到对方内部的探员杜撰一段经历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杜撰经历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绍信”，比如犯罪记录，以证明对敌人的绝对忠诚，或是抹掉真实的个人历史记录。马克在成为伍德沃德的秘密线人后，隐匿了他们已有两年友谊这个事实，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谨慎。因此在伍德沃德报道水门事件期间直至在接下来三十年里，在人们不断寻找“深喉”本人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能肯定邮报记者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两个人之间有私人来往。
序言（12）
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都要学习保密和隔离，可没有人像马克·费尔特那样善于隔离。他划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界限，当然还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开身份之间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提到一件事：他在2000年初出乎意料地突然给马克打电话说：“我希望你能回忆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实情出来。”他的这个老搭档犹豫了一会儿说：“让我们只是……我要挂断电话了。关上这扇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在担任监察处副主管的时候，马克能接触到局里每一位探员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谨慎而闻名。在一开始他还没有得知一些机密的任务，如根据白宫的命令在国务卿基辛格电话里安装窃听器以监听国家安全官员和记者的通话。
在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里，谨慎是被提升到顶层的重要条件。另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善于与主管相处。胡佛的首要纪律十分明确：不许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局里的教官和监管者反复向新成员灌输这条纪律，监管者负责执行纪律，监察员则负责惩处那些违纪者。这项禁令覆盖了每个探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的穿着（西装革履）到工作的时间（大量而漫长）。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探员不得不每两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历，因为按胡佛的要求，这是提升所必须的。胡佛自吹高效的这套制度有一个能引以为荣的特点，那就是探员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的过程中甚至都不会耽误任何一个任务。可另一方面，探员们的家人却因无休止的搬家、转学（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探员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杀，甚至在这种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纪律依然适用。据说一名探员的妻子把家中过冬所需的水果装罐后，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后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爱达荷州大学优秀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
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十二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
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对金的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但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
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顿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顿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顿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
序言（13）
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