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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但有一天，她又否定他们。保尔“退出”，朱丽“退出”，等等。
能接近她的是那些与她保持距离的人。她说她不喜欢让人着迷。说迷恋是一种吞食（“他们全都想把我吃掉”）。与此同时，她又让他们着迷。她能克制住自己吗？一个人假如他天生具有魅力，他能不让自己吸引人吗？要与玛格丽特建立联系，赞美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她喜欢反叛而不喜欢温顺。假如她玩弄权力，那是想让别人保持警惕。赞成还是反对，由别人决定。采取什么态度也是别人的事。也许最好是消极抵抗。玛格丽特总是求助于智慧。这就使得她的友谊很让人快乐，尽管要冒杀头的危险。
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成了她的朋友，他刚搬来诺弗勒。他拍过《不屈者》和《洗劫》。在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相信电影是一门伟大的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只有她染指才能变得伟大。阿兰的严肃和苛求使她对这种幻觉更坚信不疑。她还拿不准她拍电影是为了充实自己还是因为拍电影跟开汽车一样容易。相反，她赞扬电影，《广岛之恋》已使她成名。但她恨阿兰·雷内，因为雷内1没有请她再写电影剧本，他希望与不同的作家合作。玛格丽特指责他坏事做绝、言而无信、弄虚作假，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骂人的时候要比赞扬人的时候多。
女友杜拉斯（9）
那时，我们都喜欢电影。当我们回到诺弗勒，回到我们的厨房里时，我们只谈电影。阿兰·卡瓦利埃想拍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伊莱娜在寻找能证明她是喜剧演员的角色，因为制片人认定她是性感女郎，只让她在一些“无袖长衣片”2中担任角色。她得去罗马拍。艾里克会制作一部阿兰将为伊莱娜导演的影片。我们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高兴。大家发脾气、估价，开心地吃着豆油酸韭葱，那是伊莱娜星期六晚上下的菜单。玛格丽特喜欢艾里克从巴黎带来的肥鹅肝（很奇怪，吃的东西比谈话的内容记得更清楚）。玛格丽特对艾里克很感兴趣，因为他掌管着做生意的秘密资金。但所有来诺弗勒我家中的男性朋友都使玛格丽特感兴趣。假如她认同我的选择和趣味，那真是太好了。
那几年，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大家将再去拍电影。很快就要到1968年了，大家将重新创造世界。
我们不在一起重新创造世界。玛格丽特在“作家之家”写的一篇政治性文章，详尽得像一部小说，使她大力宣扬的“大学生——作家行动委员会”砸锅了。过河拆桥，这不是她的风格。就像十五年后，她获得龚古尔奖荣誉时，与她好不容易得到的一致决裂一样。她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证据地指控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母亲杀了自己的儿子。采取这种立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她却感到心安理得，她更习惯于充当巫婆这个角色。她不能忍受与别人一致。
1968年5月，在作家们当中，她没有这种危险。她的“政治性”文章叙述了知识分子们试图进行集体思考时所出现的混乱，其中的诙谐多少有点故意。
至于我，我在电视台当一个电影节目的制片，我遇到了工会的斗争，我觉得自己是个左派，正如汝拉丹先生1写散文一样。我觉得行动委员会的策略比工会更明确，更不含糊。事实上政治色彩也更淡。矛盾的是，人们因不问政治而成为革命者，假如政治意味着长时间投机的话。
短期内，“抵制”法国广播电视局摆上了行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我全力投入。回来时，我被电视台解雇了。我知道一个人假如出格，马上就会被开除。残酷的教训。开除将起连锁反应，使我狼狈不堪。
玛格丽特却向我祝贺：
“太好了。不用工作了。乌塔和他的伙伴们也不想工作，他们明白了。”
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什么。玛格丽特失去了理智，我默默地等待她越来越疯狂：
“年轻人应该拒绝工作。”
她是在面包店旁边的马路上说这句话的。我现在还记得起地点。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就像她说的其他许多话一样：“但愿世界走向灭亡，那是唯一的政治。”
这种宣言使我隐约发现，玛格丽特不再像我那样“政治化”了。但是今天，她的那种乌托邦使我觉得非常诱人。她对世界的预感令人震惊。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甚至已受到政府的质疑。
1969年，玛格丽特走向了实用性。她写了《摧毁吧，她说》，并寻找拍电影的资金和地点。我的朋友让·莱尔在梅斯尼尔…奥普东的府邸很适合她。哪怕让·莱尔是巴黎和荷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玛格丽特也要嘲笑他。相反，她严肃地断言，在一个银行家家里拍《摧毁吧，她说》，等于宣布革命开始。谁也没有犯错。幽默和革命不会并道而行。一位热情而忧郁的年轻女演员尼古拉·伊斯打着她的旗号。
70年代，有一位更加轻佻的女演员亚历山德拉·斯特瓦尔，我跟她到洛特河去钓鱼，她弯腰对着晶亮的河水，轻轻地说：“鳟鱼，她说。”1
当我把这句俏皮话告诉玛格丽特的时候，她没有笑。1968年夏天过去了，但还有一些玩笑不能开，那就是与她的作品有关的玩笑。
女友杜拉斯（10）
玛格丽特经常遇到艾里克在诺弗勒上小学的女儿。自从她们的母亲放弃抚养她们的时候起，她们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玛格丽特常问我：“她们的母亲真的成为流浪者了？”“她们的母亲真的抛弃了她的孩子们？”“完全抛弃？”“那女人，她有情人吗？有没有？”
我总是这样回答她：她们的母亲喝得太多了，有一次，她决定不再插手教育女儿。玛格丽特似乎心荡神移，对这种可以说是令人痛心的情形大加赞赏，而我每次都觉得有必要这样说清楚：“事实上，她们的母亲不介入，对我来说更干脆更容易，但小家伙们遭受了一种如此彻底的丧母之苦，我无法减轻这种痛苦。”
玛格丽特点点头。她思考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缩脖子，把脑袋埋在肩膀中间。她没有加以评论，好像想弄清一个秘密似的。
后来，有一天晚上，当小女孩们与我们一道在厨房里吃饭时，她对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母亲很了不起。十分了不起。”
小女孩们惊讶地盯着玛格丽特。她的挑动第一次没有引我发笑。难道她想破坏孩子们对我的信任，使我给她们的爱负债累累？破坏这种非正式的收养？如此忘恩负义？不，玛格丽特不会有伤害孩子的想法的。
小家伙们沉默了，玛格丽特故意让这种沉默加重她的判决。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
“玛格丽特的意思是你们的母亲病了，假如她不能来看你们，那不是她的错。不是因为她不要你们，相反，她是不想影响你们。她在治疗，想在病好了以后再来找你们……”
玛格丽特听我说话，感到很厌烦。当别人使她感到厌烦时，我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一回，使她厌烦的是我。我觉得自己在她看来太乏味，过于。她说：
“你们的母亲是……”
她还要用什么赞美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在1970年，这不已经“到顶”了吗？当时，我不明白玛格丽特为什么赞扬那个酗酒的母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后来，我在她的文章中读到了她从生活不踏实的女人所不可能有的那种母爱中隐约发现的东西，读到了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心空虚的女人的事情。那些女人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沙滩上玩。傍晚，这些孩子对她们来说几乎就成了路人。沙滩可以变成沙漠。有孩子而不能去爱，还不如没有孩子。走到沙漠的尽头，抛弃一切。直至酗酒、自杀和杀人。
这几个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就像她书中的那些不等待任何幸福的女人。她们不动，也不出门。她们个个眼睛明亮，做事鲁莽，缺乏远见，永远是那么幼稚，在自我遗忘中沉浮。
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将在极端的匮乏中，悲剧性地结束其短暂的一生。
那几个小女孩当时还不到十岁，她们现在还记得起玛格丽特庄严的声明，但她们对我觉得十分有害的那种“十分了不起”存有一种愉快的回忆：“没有任何人对我们说我们的母亲很了不起。我们那时想赞美她。她给我们开了绿灯。”总之，玛格丽特那天给了她们好处。
二十五年后，有个叫克里斯蒂娜·魏尔曼的女人被怀疑淹死自己的儿子。玛格丽特又以为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主人公。她立即赶到现场，那是在流着沃罗涅河的东部山谷。她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克里斯蒂娜的杀生行为，除了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情心外，没有别的证据指控她有罪。假如克里斯蒂娜毒死自己，假如她这样自惩，比自我淹死更严厉，她将“很崇高，绝对崇高。”我理解是“十分了不起。”
舆论不喜欢无所不能的作家，但它忘了作家不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写作的。
玛格丽特的声音有时也在我耳边回响。1981年，人们请她选一部电影参加耶尔节。她选了我和昂热·卡斯塔为电视台导演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她看过这个在阿拉斯附近的一个矿工住宅区拍摄的影片，其主题是规定好了的：“四代妇女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她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事。
当影片在耶尔节放映时，我发现她的选择十分高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好像是直接从她的作品中走出来的一样：阿丽西亚，尽管这是个姓，既不是曾祖母，也不是祖母和孙女。她是母亲，是三十岁的女人，沉默寡言，让人怦然心跳。她被自己的孩子们和邻居的陈规陋习窒息了。电影的最后是阿丽西亚脸部的特写镜头，她的眼皮垂在她晶亮的眼睛上，而她的孩子们则在北部的沙滩上玩着把她埋在沙中。
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带到那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海。他们自己想出了这个游戏。
玛格丽特不知道，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阿丽西亚曾试图自杀。
女友杜拉斯（11）
玛格丽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书。”
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有时，我不明白她想说什么。她以为我不读书？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看书。我们只能看见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看书。
她说她是在晚上看书的。她常常声称自己不再看书。
然而，有一年，她连续读了海明威的七本书，并建议我也这样做：“读着玩，如果是不赶时间的话。”我劝她读《无能者》1，这本书后来成了她的一本“永久读物”。这个她脱口而出的词使我大为震惊。她意识到了它的意义，并在晚上多次重复，然后又公开地到处说。她后来说：“我很喜欢普鲁斯特，但我更喜欢米西尔。”米西尔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作家。他曾写过一本名叫《未完成的更美》的书。玛格丽特没有公开使她心灵深处最不安的东西。她默默地留着它，用来写作。后来，在读《阿嘉塔》时，她对《无能者》的崇拜就明显了。
乌尔利希和阿嘉塔之间的爱，兄妹之间的爱，就是她对小保尔的爱，那是多少已经完成的乱伦，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一直到《情人》，贯穿于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