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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利希和阿嘉塔之间的爱，兄妹之间的爱，就是她对小保尔的爱，那是多少已经完成的乱伦，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一直到《情人》，贯穿于她的作品。这是她永远没有真实说出来的事情。羞耻或想象，真相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作品是真实的。
玛格丽特声称，她不再读“圣书”，不再去图书馆。奇怪得很，她在诺弗勒没有书房，在特鲁维尔和巴黎也没有。“我过去有过，想起来令人难受。”她没有解释原因。她还说：“有了崇拜的地方，那就完了。我再也没有书，没有唱片，只有电视。我不喜欢录音机。它会把事情都弄糟的。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或者说不值得要。”
“不值得”，她常用这个词。言下之意是几乎一切都使她感到痛苦。
至于“圣书”，她还是留了几本的：《圣经》，米什莱，夏多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1、拉辛（《无与伦比》）、波德莱尔（《达到永恒》）。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莎士比亚，也没有提到过荷马。她爱说：“福楼拜是个大作家，但仅此而已。”她不喜欢福楼拜那种涂了又改、改了又涂，事倍功半的写作方式。福楼拜重文体而轻灵感。她也觉得维吉亚·伍尔芙的作品过于做作。她向我推荐另外一些不那么挑剔、不那么大名鼎鼎的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的一部小说《克里斯蒂娜·拉弗朗塔代》，那粗犷的爱情故事使她激动不已。
她让人给我复印了爱尔兰年轻女作家夏洛特·温伯斯特的一本已经绝版的小说。温伯斯特曾在南部非洲生活，32岁死于结核病。《清白的仪式》是她唯一的小说。玛格丽特喜欢一举成名的作者。她给了我那包复印件。上面亲笔写着：“赠米榭勒，这是一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的书。玛格丽特。”
这礼物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让人用白皮把它装订起来，宽而不长。这本洁白的书是玛格丽特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我问她要一页手稿作为礼物，她拒绝了。为什么？她认为售价很高吗？她不想鼓励别人成为偶像崇拜者？这两种假设都使我不快。但她大病了一场之后，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她用颤抖的手在上面用不够准确的英语自欺欺人地写道：“送给你——自很久以前以来——就像一生——不是吗？爱。玛格丽特。”
照片上的她喝多了酒，和扬坐在一瓶红酒前。写在照片上的字体歪歪扭扭，让我极为感动，正如她所说的：完完全全。
她也给一个金发女孩题过词，那是美洲的一个大学生。题词虽然被水弄湿了，但文字没那么混乱：“致娜塔丽，我的爱。诺弗勒，1978。1。29，早晨两点半与朋友们在米榭勒家里。时值冬天，但白天开始变得更长一些了，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一些了，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去。我很爱你。玛格丽特。”
酒后吐真情。一天晚上，她跟我道晚安时，紧紧地拥抱着我。“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嗯？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是朋友。”
这些孩子气的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女孩，而我则像寄宿学校的大姐姐，保护着她。
在数年当中，她在每一本书上都写题词，后来只在衬页上写“杜拉斯”，再后来什么都不写，光寄书来。我直到最后都收到她的书，甚至在我们互不理睬的时候也不例外。
她建议我读的书我都读：维克多·谢阁兰的《勒内·莱斯》；凡高写给他的兄弟泰奥的信；《戈雅传》，那是一个意大利女作家写的，我忘了她的名字；索菲·托尔斯泰的日记；狄德罗给她女儿的信；一部甚至在书店里都找不到影子的小说《露水统治者》。
她读得更多的是传记、私人日记和书信集。“越是个人的东西越有普遍性。”她说她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才能有所收获。”
我们曾同时阅读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日记。她说：“我跟她一样，更喜欢与很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句子。这与人们对玛格丽特的看法是如此大相径庭。人们认为她极需别人的奉承。
我也向她引用了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的几个句子：“那么，跟谁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呢？不跟任何人在一起。这永远是同一回事。”
玛格丽特很少针锋相对地反对。只见她首先缩起身子，就像缩小了似的。
女友杜拉斯（12）
“对曼斯菲尔德来说，忧郁多于好奇。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重复。”
还有一次，她很合作。谈话中她会这样，她知道如何保持这种合作，并再次加以利用。我为《电影手册》特刊就《蓝眼睛》采访她，她搜肠刮肚，对我说：“所有的女人都学会了痛苦。”
痛苦的重复还是重复的痛苦？我的生活越深入，她对我说的话便越得到证实。就像她说的另一句话似的，那是一个夏日，我在公园里跟她谈起我的孩子们：“毫无办法，孩子们甚至能骗取旧日的秘密。”后来，她写下了这句漂亮的格言：“家庭是难言之隐的守护者。”她说弗洛伊德阐明了性这个问题，让它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从此以后，小说就无法读了。
有一天，我们刚在一起看了一个关于弗朗西斯·蓬热1的节目。她想得很深，对我说：“你知道，我就站在那边。和他在一起，站在语言一边。电影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诱惑。”
她经常向我列举她所喜欢的电影：《奥尔代特》、《猎人之夜》、《小偷和巴尔塔扎尔国王》。她说：“都是布莱松2的。”但她没有全部看过。她习惯以点代面。事实上，她很少去电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当她出现在电视中时，她才看一些电影。
她公开对电影说一些报复性的语言。除了雅克·塔蒂和让…吕克·戈达尔，她看不起所有活着的电影人。对她的同辈作家，她可一点也不宽容。“萨特，那不是一个作家。”“萨特过于聪明。”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太过分了，你知道，她曾问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小伙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她直截了当，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齿闪闪发亮：“写作，与有话可说相反。如果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写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几本书，她表示怀疑，大声地说出了心里话：“他在写，是的，所以人们说他是个作家。以为是在写作，这就够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议我：“我希望你别相信评论家。只有出版商读那些东西。”
几年后，她对扬说：“因为你是个作家，所以你不写作。”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恭维（就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
我也有些朋友，他们不写作，但他们是作家。他们明辨事非，有点羞怯。但他们的深刻、他们对词汇的爱，他们总能准确地触及事物焦点的目光激发起人们的灵感。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经意地漏出几行字：比如说米歇尔·古尔诺。另一些满足于他们摩尼教式的骄傲：要么完美无瑕，要么一无所有。他们贫瘠的精美好像与玛格丽特多产的平淡刚好相反。她承认：“我有这种庸俗。”她以此创造了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要写作就必须平庸。”注重实际，天真？“不应该提出结果这个问题。”
她喜欢克制也喜欢放纵。尽管她个人生性放荡，但她有此奇才。总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隐私。人们以为她暴露无遗，喜欢训人，夸大，其实她只揭开冰山一角。
她不读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们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荐的。所以，她对罗贝尔·兰阿尔的《工作台》大为恼火。我把罗贝尔请到诺弗勒。她又喜欢起他来。显然，她想让他知道这一点。在言谈方面，她每天晚上都这样说：“兰阿尔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她想让别人分享她喜爱的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使她遭到指责。她的宽宏大量变成子虚乌有。她的行为举止只让人感到她的权威。一种称霸的欲望。
她感到很为难。她在一个爱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动。她不遵从任何规矩，任何模式（“他们甚至试图在‘新小说’中跟踪我，因为我老跟罗伯·格里耶开玩笑。”）。她甚至对她选择的一个出版商不忠。总是多变。
她以孤独作为自由的代价，并最终以此作为她那个王国的标志。她独往独来。永远独往独来。她只知道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给自己颁奖章，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工作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时，她对此一言不发。兰阿尔“退场”。她喜欢上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莱斯里·卡普兰的《过分——工厂》。她用完全一样的话评价道：卡普兰让人感到了工作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他。
玛格丽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这一点。就像犹太教法典上的那个法官，赦免陪审团一致认为有罪的那个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当时《情人》出版，她的孤独得到了补偿，但她很快又开始写不那么清晰的东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称赞。《艾米丽·L》情况更糟，其实那是她最好的书之一。评论家们认为她写得太多了，她在重复自己。在她这种年龄，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之后，应该搁笔了。这就像对她说她应该死了一样。
我把在一份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告诉她：96岁的萨默塞特·摩根1每天上午还在写作。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她说：“这很正常，习惯一朝形成便不易改变。”
我问她，为什么我写信写文章不费吹灰之力，而要写一部可用来出书的东西却那么难。
女友杜拉斯（13）
“因为在一本书中，面面俱到，选择十分重要。”
她有时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她在提出这种劝告时，总要加上自己的经验：“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写我的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与童年一刀两断的机会。”有时，她似乎又自相矛盾：“一个作家，决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从中汲取一切。”
她的建议，以“你”相称，没有通常的那些格言、警句：“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作品已经在那儿了。你得快，它很快就要消失。有时，手太慢，赶不上。”她也说，有时，她坐在桌前，几小时毫无灵感。“那没什么，一个作家，甚至睡觉时也在工作。”
我不觉得她在说教。她知道经验是不能分享的，她还说，对作家来说，唯一的命令是没有任何命令。然而，她有时还是会不经意地下命令：“一本书中总有一段是绕不过去的。必须允许犯错误。”她谈论写作，往往是突如其来，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刚产生的想法：“要写作就必须很强大，比作品更强大。大家都怕。我可不怕。”但她说，写作就是冲向死亡，呆在死亡之中：“你得与孤独斗争。没有孤独就没有作品。”她说在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敌意。
她仔细地看着我：“你，你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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