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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得到雅洛会如何讽刺这些回归乡土的巴黎人和这种天真的爱情。微笑使玛格丽特无法生气，并颇有风度地削弱了她的权威。别人笑，她也笑，一种突然产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兴。别人并不怎么介意她强人所难的霸道，她觉得很宽慰。幸运的是，人们也看重她的宽宏大量，乐意与别人分享她控制他人的乐趣。她天真地以为，她是在让别人从她无可辩驳的智慧中得到好处，其实，她在惹他们生气。
我之所以听她说话，是因为她往往能指出新路。她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也笑。（“有人说我夸夸其谈，你觉得是这样吗？”）
所以，我经不起诺弗勒的诱惑，在弗朗索瓦丝搬去两年以后，也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一座房子。几年后，玛格丽特还提起“我们这些自由妇女在乡下的夜晚聚会”。我对“自由”这个词和她的记忆力感到吃惊。她很少忘事，因为她经常回忆。她翻来覆去地思考往事，然后把它们变成别的东西，而且往往显得更有意义。我是个“自由妇女”吗？也许会变成“自由妇女”，玛格丽特预见到了。
那种晚会次数应该不会很多。弗朗索瓦丝“在乡下”感到不开心。带壳煮的溏心蛋吃腻了。弗朗索瓦丝在哪儿都觉得不开心。玛格丽特为她改编了一个美国剧本《阿拉巴马的奇迹》，弗朗索瓦丝应该获得了成功，但不相信自己的艺术才能，尽管她在国家人民剧院与热拉尔·菲力普演《熙德》一炮打响。她对自己的蓝眼睛和白皮肤没有信心，不相信别人会真的爱她。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是这样，她竭尽全力了，或是弄虚作假。她因此而精疲力竭，弄坏了身体。她贫血，得了结核病。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她空等了一个星期天后，打开了煤气阀。她坐在摇椅上，穿着晚礼服。面对炉灶，等待死亡来临。早上，人们在玫瑰花瓣和孔雀羽毛当中发现了她。作为一名演员，她安放了最后一幕的布景。
女友杜拉斯（7）
这是诺弗勒的第一次爆炸。我想逃走，把刚买的屋子卖掉。玛格丽特劝我留下。我的朋友阿兰·卡瓦利埃也这样鼓励我。他的太太伊莱娜·吐温克，那也是个大美人，而且也将在诺弗勒结束她的一生——不过，一切都汇聚到一个故事当中，假如人们知道它的结局的话。而我也无法一下子讲完一个如此零碎的漫长故事——伊莱娜帮助我回到了正在修屋顶的工地。房屋没屋顶怎么卖？屋子一封顶，阿兰和伊莱娜就来了，与艾里克和我睡在床垫上。我们四个人一起，战胜了悲剧，生活重新开始了。每次悲剧之后甚至更为强大。但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
“自由妇女之间”的那些夜晚聚会，我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它们存在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玛格丽特的想象之中。当时，她在弗朗索瓦丝自杀之前，写了《劳尔·V·斯泰因的迷狂》。我只记得当玛格丽特神魂颠倒地从犹太城精神病院回来时，我曾想念过弗朗索瓦丝。她在看望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激情，与我有时被弗朗索瓦丝唤起的激情混杂在一起。玛格丽特遇到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女人，我觉得她的脸与弗朗索瓦丝长得一模一样，玛格丽特一反常态，只跟我谈起过一回，朦胧中，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它强大的力量。我回忆起她讲起了那个年轻的疯女人的时间和地点。在客厅深处，在沙发边上，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谈论着，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广博知识。她说她本来可以在那间医院里住上几个月的。她想返回犹太城，重新见到那个显然很普通的女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我记不清了，我只留下感觉和印象。我想起她的后悔，她突然出现的笨拙和我的慌乱。我感觉到那场访问的严重性，也许是它所包含的东西：一种认同，一种拯救。
劳尔·V·斯泰因的诞生，部分归因于犹太城的这场相遇。在众多的采访中，玛格丽特通过笔头和口头解释过。她本人也曾大加评论。她所说的重要的话，哪怕是即兴说的话，都写在作品中了，我在此就不必对一部本身很精彩的作品进行解释了。我不如通过日常细节，揭示以作家面目出现的朋友，最近距离地展示这个生活已成为一部作品的女人。所以，犹太城回来后的情况，最好直说。玛格丽特能够迅速捕捉自己的思想，有时甚至像她在文中所用的形式一样完美。我在她的小说和采访中把那些已成语录的句子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听见这些话就像从她嘴中脱口而出一样：“你越是拒绝，越是反对，你生活得越有意义”，“作家令人难以忍受，他杀人，作恶”，“爱情，就是通奸和背叛”，“大家都想杀人，你不想？”“写作是自杀，让人胆战心惊，但人们照写不误”，“如果你什么都不懂，那就进入了知识的最深处”，等等。
玛格丽特常警告他人，却不关心其结果如何。作为思想上的领路人——为什么不能说“思想上的女领路人”呢？——她专横而冒失，怂恿潜在的谋杀，搞乱价值观，使当时尚为年轻、缺乏经验的我大为震惊。那些话显然使我深深难忘，它们和另一些话，我今天读来觉得曾经听到过，是她大声说出来的。“消灭”、“死亡”、“摧毁”这些词回到了她的文中和谈话中：“人们可以消除不幸，消灭死亡。”她关于战争的言论会把我吓跑，但我像她一样，生来就是为了斗争的。我站在她的一边。我觉得她是个上将，也是一个小女孩。跟我一样，自由而狂热，没有地位，为生存而斗争。“一无所有，可以重新创造，但不再受社会的支配。”她所说的话是无可辩驳的——谁反对谁就将受到怀疑甚至被消灭，假如他一再重申的话——但她的激进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没有向她屈服，但我当然拥护她，尤其是在那几年。
我跟西比翁和让娜·莫罗一样，仍叫她玛戈。我们长得很像，这使我非常激动，也便于我与她建立友谊。但玛戈不喜欢与任何人相像。当我发现劳尔·V·斯泰因这奇怪的姓氏时，我满心欢喜地告诉她，我祖母叫罗凡斯泰因。她没有作声。她对这种巧合不感兴趣。更糟的是，她不愿听到，世界上任何名字都不应该与她创造的名字相近。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提到过我祖母的姓名。
玛格丽特的专横、煽动性和激进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却很少了解她滑稽可爱的一面。
女友杜拉斯（8）
1966年，玛格丽特在雷岛我和艾里克租的屋子里过了几天。她是16点13分到达拉罗歇尔车站的（很奇怪，这细节被记在笔记本上）。三十年了，我觉得如在梦中。三十年前，她还年轻。那时还是个年轻姑娘。我看见她穿着游泳衣。我看见她的身体，不胖不瘦，丰满得恰到好处。艾里克说她像一座塔纳格拉小塑像1。傍晚，她拉着艾里克的女儿们去沙滩，唱着革命进行曲：《国际歌》、《红色战旗》。金发的小女孩们只会唱这一句：“人民，前进吧，冒着生命危险，红旗将胜利。”当她们一边唱，一边踩着小自行车时，穿着海蓝色衣服的游客不怀好意地望着她们。她们想起了玛格丽特给她们讲的笑话：一个奥弗涅2人来到以色列，听到一个女人在跟他打招呼：“Shalom”，他非常激动，回答说：“Chalefemme”3；一个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一个丹碧丝卫生棉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跳舞、游泳和骑马；非洲的一个新首领第一次坐飞机，空姐向他建议说：“来一杯威士忌，怎么样？”他答道：“请来一杯威士忌，夫人。”
玛格丽特讲这些笑话时自己先笑。为什么她总重复这类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她抽着高卢牌香烟，坐在内院的阴影中，做西比翁设置的填字游戏。她有时大声地下了一个定义，让别人帮助她找答案。
她用手指头数着字母，当格子填满时，她高兴地大叫：“啊！我胜利了！”
她讨厌夏天和炎热的晚上，说那是“生活的幻觉”。她也不喜欢春天、嫩芽和所有在大白天开放和出现的东西。她是怎样像普通的度假者那样，不穿衣服，享受清新空气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那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中绝无仅有。那时，她让人忘了她是个作家。
后来，直到她生命结束，我相信她都没有再穿着游泳衣，赤脚到任何沙滩上去过。她再也不曾没有痛苦，没有冲突，轻轻松松地游泳。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在塔吉尼亚，大海平息不了她的激情。后来，在特鲁维尔1，她曾远远地遥望大海。
在雷岛，也许她终于让自己休息了。一种呼吸。也许在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暴风雨后她缓过气来了？她刚刚完成了作品的文学大转折。她创造了劳尔·V·斯泰因，这个无意识的女主人公被拉康2本人神圣化了。她写了《副领事》，把它作为“从未有过的最富政治性的小说”送给了我。几年后，她对我说《副领事》是她最好的书。我也这样认为。
创作加快时，气氛就比较欢快。诺弗勒就有了节日。大家又喝又跳，甚至唱歌。星期六，朋友们从巴黎赶来。他们带了酒来。有时，玛格丽特做她的越南大色拉，“里面用了二十三种料”。但有的时候，一无所有。她关上酒窖的门，腰里拴着大钥匙走来走去，就像个老管家似的。她抱怨道：“乌塔弄走了我的一切。”但乌塔哈哈大笑。他母亲也会让他发笑。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拿，她撒谎说存了一些好酒，其实酒窖永远是空的。
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争吵个没完没了。他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与晚会的欢乐交融在一起。他们的“即兴喜剧”定了基调。酒精火上浇油，两人全都胡来了。他们大声地要求对方忏悔或发誓，其实这誓言毫无内容。玛格丽特从走廊的这头叫走廊那头的西比翁：
“我认识你很久了，你对隆斯达尔说，我有对漂亮的乳房。”
隆斯达尔圆睁着惺忪的双眼。西比翁捧腹大笑：
“当然，玛格丽特。但我无缘近距离一睹为快。”
“啊，是这样，此话当真？”
自那天晚上以后，玛格丽特要我别再叫她玛戈。她说这种昵称一直使她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不敢。”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听见她如此温和地说话。几乎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她说她不敢做什么事，这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是那件事？）。后来，再也没有人这样昵称她。
假如她没有情人，她就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爱情。那就是电影。她跟着保尔·瑟邦初学导演。她拍了《音乐》，发现和摄制组一起工作挺有意思。她需要孤独，也需要一些东西，集体生活。电影使她心醉神迷：在一个制作点什么东西的小组当中，她既是孤独的作者，又是工蜂。由于产生了这个一起工作让人快乐的念头，诺弗勒从此热闹起来了。她喜欢电影，喜欢保尔·瑟邦，喜欢成了拍电影的宝贝的朱丽·达桑。
对所有的导演来说，都会有风光一时的宝贝，当然是那些女演员，但也不排除摄影师、记者和国外的女崇拜者。男人们也同样，先是被捧上天，后来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她曾称赞过他们，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