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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夸耀这口平底锅夸上一个星期。同样，她会餐餐吃同一个菜直到不想再吃为止。我也喜欢她的固执。她像一头顽固的小驴，不到南墙不回头，而大部分人早就迷途知返了。
她不管别人口味如何。爱她的人迁就她或自己另做其他菜。她的专横让人难以忍受，但人们并没有被迫一定要忍受，除了她儿子吼叫说她独霸天下。乌塔成年后母子常在饭桌上就此吵架。这种可以说像是夫妻间的争吵习惯久而久之竟成了一种消遣，对母亲和孩子都是如此。我想起乌塔曾叫道：“没有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印度之歌》1将一无是处，完完全全一无是处。”对于这种犯上之罪，玛格丽特哈哈大笑。只有他，“她的孩子”，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对她如此傲慢无礼。
我在饮食方面也有点蛮不讲理：我吃得飞快，视三餐为苦差，我们两人都很讨人嫌。她贪吃，而我却害怕没有饥饿感。两种女人：矮小健壮的黑发女人和自愿厌食的金发女人。她的自信使她变得更为专横，但同时也变得才华横溢。我儿子咒骂我要轻得多，但我不笑。
我去她家吃饭时，总带些多出来的东西：牡蛎、蛋糕、好酒。她很兴奋，永远不会感到太多，她喜欢多多益善，因为她自己平时很省。她毫不做作，又成了湄公河边的小女孩。她往往像小时候端饭碗一样端着碟子，用左手举起，送到嘴边，像用筷子一样用叉子。
她到我家来吃饭时，却两手空空。她有一次这样说：“我把我自己带来了。”她脸皮厚得让人吃惊。有人觉得她很可恶。但我邀请她与朋友们一道吃饭时，却给他们送了一个大礼。几年后，他们还记得起来：“你想起来了吗？玛格丽特在场……”“当我在您家遇到玛格丽特时……”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并不是因为她出名——而且，1984年之前她远没有这么出名——而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使得现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让人反对、大笑、思考。她不让任何时刻虚度。人们说她吝啬，其实她是以别的方式付出。
首先是让人阅读。一个作家，假如人们首先感谢他把美好的阅读时光献给他们，他是可爱还是可恶，吝啬还是慷慨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友杜拉斯（4）
作家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尽管有时当众作假，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知道得很清楚。玛格丽特像她的书一样，她明白自己的作品的力量。她的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说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加以夸张。为了更好地惊世骇俗，不惜献出生命。
她也给夜晚的聚会带来欢乐，那种轻快是贬低她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不去看她荒诞滑稽、具有喜剧色彩的剧作《街心广场》、《萨伽王国》、《是的，也许》、《河流与森林》等。
她到处搜寻词汇。在商人们家中或周围的咖啡店里。她与村里的每一个人聊天，而且一聊就没个完。她关心管工、不识字的通烟囱工人的疾病和家庭，能记住他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说话的用词。在诺弗勒，她被当成是一个善良的大妈。在“体育”咖啡馆被当做常客。在报馆里，人们则觉得她有点怪，她晚上出去买东西，并抱怨店铺关了门。
泥瓦匠问我：“玛格丽特对我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
她把所听到的事情带回来告诉朋友们，看看有什么效果。她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笑话，并笑个不停：“我曾对女佣说：‘我的儿子乌塔，他害我。’她问我：‘他伤了您哪里？’”她的笑声传播开去。这种回答，假如我还记得起来，我一定还会发笑。1982年之前，我几乎没有做任何记录。那年夏天，她不仅是个朋友，而且是个老大姐，也是一个正被酒精杀害的作家。我担心那是她最后的夏天，于是开始做笔记。
女友杜拉斯（5）
我们的初次相遇要追溯到1955年。那时和诺弗勒还没有关系，玛格丽特完全住在时髦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圣伯努瓦大街。当时，这个区更多地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她的名字。她已经出版了不少小说，包括《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但在知识界还不出名，在伽利玛出版社刚开始有影响。
我呢，谁都不认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少女。这时，罗贝尔·西比翁，一个有学问的年轻人，建议我到玛戈家去吃饭。西比翁是《借我你的笔》的作者，那是一本微妙的仿作集子，受到过雷蒙·格诺1的赞扬。西比翁称她为“玛戈”或“拉玛戈”，亲热，但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和他的朋友们：高、鲍斯特、阿斯特鲁克、罗兰及其他小伙子整天泡在街区的酒吧里。他们像在部队里那样，以姓相称。高最讨厌女人，他把我叫做“咪咪”。我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被他们接受，因为西比翁强迫我上去。女人们稍后出现在酒吧或夜总会里。没有玛戈，她可能不去那些地方。小伙子们谈起她时，语言却相当朦胧，有点像中学生。她使他们傻笑。当时，他们不敢嘲笑一个真正写书并且有些经历的女人。这可一点没错。
我无知到极点，西比翁说他感到很惊讶。他开始成为我的皮格马利翁1。他给我送“文化邮包”：麦尔维尔2全集，孔拉德3全集，卡夫卡4全集，这些都应该读过，至少一遍。他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开始阅读，不敢拖延，每个作家我至少读他一本书。“啊不，不应该这样读……”西比翁没有泄气。他就像一个良师，教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他活泼有趣，拉我到圣伯努瓦大街去实习：“你将看到活生生的作家，也许是米肖5、巴塔耶6、热内7或梅洛8。你会感兴趣的。”
感兴趣！我站在楼梯的平台上目瞪口呆。幸亏西比翁所列举的那些大思想家那天晚上一个都没到，而那些在套间和前面两个房间里开玩笑的人又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他们寻欢作乐，喝得要醉不醉，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还以为会听见一些政治性的讨论和博学的交谈，但人们所讲的尽是一些我不明就里的趣闻轶事，含沙射影，并玩些令人哄堂大笑的文字游戏。我惊讶得竟忘了和他们一起大笑。
谁参加了晚宴？也许有维托里尼1、德桑蒂2、格诺、莫兰3。也许还有他们的妻子，热内特、多米尼克、让妮娜、维奥莱特。马斯科罗4无疑是和玛格丽特住在一起。但我甚至连她都记不起来了。整个晚上她沉默寡言，无足轻重。这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而在更年轻的时候，她也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痛苦》5就是证明。当时，她已经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关于当时的情景，我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是由于漫不经心吗？我鲁莽地到处奔走，收集材料。《快报》开了个头，我也跟着掺和。我只弄了点次日的蜜糖，一篇短文，随后便被相继而来的节日淹没了。我不动脑筋，只管往前快跑。想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愿失去。那个时期是如此麻木，还没有从种族灭绝中恢复过来。
第一次在玛格丽特家里吃饭的情景，我只记得起一句话，离开时，西比翁说：“喂，你很厌烦，没有开口。”他应该知道我无话可说，知道目瞪口呆的我成了他介绍给我的那个人的俘虏。
第二年，1956年，是布达佩斯，苏联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酒吧里说话的语音变了。街区里为数众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没完没了的争论之后瓦解了。我们不再去圣伯努瓦大街。玛格丽特已被开除出党，她会取得很让人丢脸的胜利的。西比翁和他的朋友们给她取了一个新的绰号，他们把她叫做彼特·劳尔，那是个一脸凶相的美国演员的名字。
现在，由西比翁来给我上政治课，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他首先教我我是个资产者。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对我来说，“资产者”这个词自1789年以后就不用了。他还教我另一个完全闻所未闻的词：流氓无产者。他向我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但我太微不足道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与《快报》的人在八个阿尔及利亚人被杀的夏罗纳地铁站前游行过。我远离玛格丽特和签署过“121”声明的知识分子。
后来，西比翁说我比他更左，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过了很久才重新见到玛格丽特，并无政治原因。
女友杜拉斯（6）
1960年，她来我家，看看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是否能在彼特·布鲁克根据她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让娜·莫罗的儿子。当时我住在奥德翁剧院附近。
弗朗索瓦穿着睡衣，已经睡了。（这一幕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弗朗索瓦显然太小，不知道玛格丽特写过《广岛之恋》的电影剧本和对话，但他听到过类似这样的对白：“你杀了我吧，求求你了。”电影放映后，这句对白便以嘲笑的口气到处流传。
所以，当玛格丽特笑着对我的孩子说：“你看起来像个日本小男孩”时，他淘气地答道：“你在广岛什么都没看到。”玛格丽特非常激动，当即就想录用他。
我担心儿童演员表演拙劣，弗朗索瓦如今有点后悔没有跟玛格丽特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最后，是我的儿媳娜塔莉于1972年在她的一部电影《娜塔莉·格朗热》中与让娜·莫罗一起演了戏。
我们在池塘边欢度美好的复活节假期。玛格丽特指挥拍电影，弹钢琴。让娜给剧组开小灶，教娜塔莉唱雷兹瓦尼的歌曲。热拉尔·德帕迪厄第一次走到摄影机前，玛格丽特对他说：“要让我害怕。”他演一个卖洗衣机的商人，看起来却像个小偷。
玛格丽特主意很多，朋友不少。她充满热情，对朋友也很忠诚。但一旦她热情消失，她就会中断联系，退出（就像她自动退党一样？）。别的朋友取而代之。让娜避开了。德尔菲娜·塞里格出现，热情重新恢复。玛格丽特对友谊情有独钟。
我们的友谊慢慢开始了。1962年，我们在雅典娜剧院相遇，她常去那里参加亨利·詹姆斯《丛林猛兽》的排练，她为罗勒·贝隆和让·勒弗莱改编了剧本（她后来又为德尔菲娜·塞里格和萨米·弗莱重新改编）。排练完毕后，我们聚集在楼下的咖啡厅或剧院的休息室里，那是我小时候的女友弗朗索瓦丝·斯比拉在伊韦特·艾蒂旺和弗罗伦斯·马尔罗的帮助下开的。剧院的布置非常女性化，但没有使玛格丽特的男友热拉尔·雅洛感到拘谨，他的幽默甚至与这个妇女聚集的场所十分协调。
玛格丽特发现了诺弗勒的迷人之处，想让我们大家都跟她一样住在乡下。当然，是跟她一样住在诺弗勒。她说服了弗朗索瓦丝，后者第一个搬到古蒂埃尔大街，而且也赞扬起用新鲜鸡蛋做的带壳煮的溏心蛋的好处来。
我想象得到雅洛会如何讽刺这些回归乡土的巴黎人和这种天真的爱情。微笑使玛格丽特无法生气，并颇有风度地削弱了她的权威。别人笑，她也笑，一种突然产生的默契使她非常高兴。别人并不怎么介意她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