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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地向茅盾说了声“打拢”，便走了。
“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茅盾问。
“他是特高科的便衣。”陈启修答道。
茅盾知道，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是搞情报工作的，便说：“他们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的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人员怎么不找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你怎么认识他？”茅盾问。
“哈哈，我来时，他就来拜访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猜他是特高科的便衣，一语点破，他也只好承认了。”陈启修大笑道，又说，“我是辞掉《中央日报》总编辑之后，直接到日本的。”
茅盾把自己的情形也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他邀茅盾到他房间里去坐坐。茅盾拉上门，就跟他过去。陈启修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日文书籍，也有中国杂志。他拿出一本书送给茅盾，书名是《酱色的心》，作者陈豹隐。
茅盾猜想这是他新和笔名。翻开一看，是短篇站说集，第一篇即名《酱色的心》。这使他大为惊异，想不到这位法科教授也来写小说了。他指着书说：“这《酱色的心》是……
陈启修说：“不瞒你说，‘酱色的心’是比喻我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我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这样，我的心就是黑的；但地国民党方面，仍把我看成忠实的共产党，我的心是红的。唉，你看，我介于红黑之间，岂不成了酱色？”接着又说：“蒋介石仍看我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到那时，顾孟余一定还要打我这人条落水狗，所以我还是到日本来做亡命客。”
茅盾问：“豹隐二字，何所取义？君子豹变，何不取豹变呢？”
“我是豹变以后就隐居了，所以用豹隐。”
茅盾心想，这言外之意岂不是说，他不做共产党员了，当然更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所以要隐居吗？当他拿了《酱色的心》要走时，陈启修又说：“你不懂日本话，如果有事要我帮忙，请不要见外，尽管来找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茅盾坐在灯下读《酱色的心》。可是陈启修刚才的话还在耳边响，心想，这个陈启修跟武汉时期所见的，似乎有点变了。现在他坦然地自称为“酱色的人”，这不仅是自我解嘲，也含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藐视呵！
7月上旬，他盘腿坐在铺席上，完成了东渡日本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自杀》。写环小组与一个革命男性恋爱并发生了关系，在他离她前去作战后，她孤寂、怅惘，不被人理解，无法解脱厄运，最后自杀。
这是一篇与他的第一个短篇《创造》很不相同的小说。茅盾说，“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们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他写道：“象娴娴那样的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地属于多数。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剧，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他在异国陌生的环境和孤寂的心情下，创作了《一个女性》、《色盲》、《昙》、《泥泞》、《诗与散文》、《陀螺》等短篇小说。
后来分别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宿莽》之中。
从7月上旬到11月底，茅盾在东京一边写作，一边向陈启修学习日语。学会了问路、买东西等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语句。
12月初，住在京都的杨贤江夫妇给茅盾回信，劝他到京都去，说那里的生活费用比东京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市蔚蓝色，环境幽静，尚有余屋可以代他租下。于是茅盾决定前往京都。与他同行的有秦德君。异国寂寞的生活，使他们相互接近，又相互爱恋，又同居了。
在开往京都的火车上，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前来和茅盾攀谈。原来是初抵日本时那个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茅盾想，难道为了我，他也转移到京都么？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为了将他“护送”到京都，移交给京都的另一个便衣。
来到京都高原町之后，他先住在杨贤江家里。不久，便和秦群搬进一排独门独户的“贷家住宅”，与高尔柏、高尔松兄弟夫妇为邻。他俩住的是四号门牌三间。这里距贤江的家仅一箭之遥。屋前有个小池，池边种了一排队樱花树。透过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山并不高，并排五六个山峰，“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象钻石装成的宝冕。”
1929年的春天来了。茅盾门前小池旁的那排樱花树，缀满了淡红色的蓓蕾，先开的一株已经浓艳得似一片绯红的云霞。茅盾想，在樱花成片开放的地方赏樱花，一定是异常的赏心悦目。于是在一个明朗的晴天，他与秦德群、杨贤江夫妇、高氏兄弟夫妇一行，乘车前往岗岚山，尽兴观赏了樱花。
从岚山回来，茅盾继续埋头创作长篇论文《从牯岭到东京》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太阳社和创造社一些激进作家的围攻。他们宣称“这一次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与不长进的所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者的战斗！”这使茅盾十分苦闷。
他曾说，“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此时，他对《幻灭》、《动摇》、《追求》进行了反思，发现自己作品中是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决心振作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写出新的作品。前些时，他从秦德君那里听到了革命女性胡兰畦的身世，感到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便融合以往的见闻，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他初次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十八岁爱上了在川军团部当文书的姨表兄。但是她父亲作主把她嫁给了苏货铺的老板、姑表兄柳遇春。这使她感到无比的苦恼。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她冲出了柳遇春的“牢笼”。她来到泸州师范当教员。但是这里的“新派”人物却使她感到厌恶。后来，她借着一个机会，来到上海，投入革命斗争，最后，在“五卅”的暴风雨中，梅女士终于以勇敢的战士姿态，出现在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茅盾很喜爱他笔下的梅女士。他说，梅女士在“生活的学校”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发展而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以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稿，他只用了四个月时间。
在将前四章原稿寄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时，茅盾附上一封信。他写道：“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他又告诉郑振铎：“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以后他始终未能创作出来。
日本四岛的寒冬再次降临了。1930年2月1日，他为《虹》写下了一个短短的《跋》：
“右十章乃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所作。当时颇不自量棉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八月中因移居搁笔，而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读。忽忽今已逾半载矣。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或者屋后山上再现虹之彩影时，将续成此稿。”
在亡命日本的一年零十个月中，茅盾在寂寞清苦的生活中辛勤笔耕，结出了累累硕果。
计有：长篇小说《虹》1部，短篇小说7篇，散文《叩门》等12篇，文学评论和学术论著《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中国神话研究ABC》、《西洋文学通论》、《关于高尔基》等14篇，总共一百多万字。
1930年4月，樱花又烂漫开放，招引游客。茅盾却已无心观赏，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于是和秦德君搭海轮回国。到上海不久，他们两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二二、智斗尾巴
1930年4月5日，茅盾从日本偷偷回到上海。几天前，他听冯雪峰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作家联盟”。有一天，杨贤江来对他说：
“有人想和你谈谈，你是不是愿意？”“他是谁呢？”“冯乃超。”茅盾知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角色，日本留学生，但未曾见过面。于是告诉杨贤江：“那么就请你代我约他在家里见面谈谈吧。”
第天，茅盾和冯乃超见了面。原来冯乃超是代表“左联”来邀请茅盾参加“左联”的。
他拿出一份“左联”的纲领给茅盾看，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仔细看完纲领及所附的行动纲领，说“很好”。冯乃超问他是否愿意加入？“照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
茅盾直率地说。“纲领是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冯乃超诚恳地说。茅盾也就不再推让。他又叫冯乃超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于是，在1930年4月下旬茅盾成为“左联”成员。
他加入“左联”以后不久，就发现“左联”的实际行动和“左联”的纲领并不一致。对于“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他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没有去参加。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他这种行动很不满意。冯雪峰听到后，就替茅盾解释：“茅盾年纪大，身体弱，不必要求他参加这些活动吧。”
后来，茅盾也听说了。心想：我身体弹头倒是事实，年纪大只能是个借口，我不过三十多岁，大什么啊！参加个游行，夜间去街上贴贴标语，我也能够办到。唉，我不参加这些活动，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又是党组织规定的。他此时已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不便出面反对。
他参加“左联”后，还发现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心中很纳闷。问了冯雪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多数人不同意。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他还告诉茅盾，他已向叶圣陶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