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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幻灭》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叶圣陶，叶圣陶连夜读完，第二天，他看到沈雁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我准备把你这部大作登在九月号上，今天就发稿。”沈雁冰说：“我还没有写完呢。”
“这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九月号再有十天应酬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
沈雁冰只好表示同意。叶圣陶又说：“你这署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草头，《百家姓》里有，姓‘茅’的也很多，不会引起注意。”
“好吧，就照你说的，把‘矛盾’改成‘茅盾’吧。这一来，我这个姓沈的，以后又要姓茅啦。”沈雁冰说着笑出声来。
1927年9月号《小说月报》出版了，茅盾的《幻灭》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和作家、评论家的注意。人们纷纷猜测“茅盾”是谁。诗人徐志摩写信给叶圣陶询问。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以真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徐志摩想，从作品内容之丰富和文笔的老练看来，这个“茅盾”一定不会是初出茅庐的新作者。有一天，他去看戏，在戏院里碰到宋云彬，高兴地向对方说：“圣陶不肯告诉我，我已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对！对！是沈雁冰。过去有些人以为雁冰只能翻译、写评论，不能创作，这下他们的口可要关上了。”
这以后，茅盾写完《幻灭》，又接着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二十、鲁迅秘密来访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1921年1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1921年4月至12月旬，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48次。
早在1921年8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923年10月，他又写了《读〈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
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地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呐喊〉》中，他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年10月12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9月27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10月3日午后。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
二一、亡命日本
茅盾写完《追求》，已是1928年6月底。有一天，陈望道来看他。闲谈中，发现他久困斗室，精神上很苦闷，身体也不好，就说：“雁冰，天气这么热，你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不真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
茅盾觉得这话有道理，而且他也知道，去日本很方便。（当时，中国人去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他说：“我怕不懂日语，到那边有困难。”
“这没关系，我的女友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陈望道又说，“秦德君现在化名徐舫，在我家已住了几天，她也要到日本去。”
“哦，那我路上就有伴了。”
秦德君是四川人，1922年在党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读书悍，茅盾教过她英文。他还记得，秦德君那时平民女校工作部部长，恽代英称她是“黄毛丫头部长”。
第天，茅盾去见了秦德君。她拿出二十五日元，托他买船票。
7月初，他叫了出租汽车，去陈望道家接秦德君。秦德君看到他换了一身灰色西装，黄色鞋擦得亮亮的，剃去了八字胡，显得很精神。就笑着招呼：“沈……”茅盾止住她，悄悄说：“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方保宗。”
“我的化名是徐舫。”她也低声茅盾说。
来到码头，他们乘上了开往神户的一条日本小商轮。经过三昼夜漂泊，船抵神户。宪兵挨个检查旅客。
他们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靠在一起。日本宪兵把他俩当成了夫妻。秦德君心想：“我们都是亡命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多说呢。”茅盾和秦德君又乘上从神户驶往东京的火车。开车不久，一个穿西装的人过来同茅盾攀谈。见他不懂日语，就改说英语，询问他的姓名。
茅盾把预先印好的“方保宗”的名片给他看。他又问茅盾在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游玩哪些地方。茅盾懒得同他周旋，只简单地回答“是”或“不”。而他却表示得十分亲热。
车抵东京。吴庶五带茅盾住进“本乡馆”，把秦德君安排在“中华女生寄宿舍”。
吴庶五和秦德君刚走不久，在火车上和茅盾攀谈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来了。仍用英语，表示愿意帮忙。茅盾觉得这人奇怪、可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