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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联”的这种情况，茅盾曾与鲁迅谈到。鲁迅大概出于对党的尊重，对茅盾只是笑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第二年5月下旬的一王码，冯雪峰找到茅盾，要他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他对冯雪峰说：“雪峰，‘左联’有那么多机构，我能力弱，恐怕不能胜任。”雪峰考虑后说：
“试试罢，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
后来，瞿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茅盾与鲁迅、冯雪峰一起商量，创办了由丁玲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北斗》。这是“左联”为了壮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主义和宗派主义所作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后，茅盾再也不能“自由主义”了。他的活动、会议都多了起来。由于经常出入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9月的一天下午，茅盾在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完“左联”执委会。出来时，他和冯雪峰边走边谈。
“叮当，叮当”──列电车到站了。两人坐上了前面的头等车。车内乘客很少，他俩坐在一起。电车驶过了一两站，茅盾突然发觉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三等车厢内，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汉子在盯着他俩看。他惊疑地想：“啊，他是在注意我呢，还是在注意雪峰？”
为了核实，茅盾就换到对面的空座上。果然，那人也换了个位置，仍盯着他看。
“雪峰，你过来。”待冯雪峰坐到他身边后，茅盾又说：“那个家伙盯上了我们，得想办法甩开他！到了南京路我就下车，那人如果跟着我下车，你就没有事了。”
南京路到了，茅盾迅速跳直电车，在路上逛商店。他回头看看，那个家伙果然紧盯在后面。这种情况，虽然他还是第一次遇上，但却毫不惊慌。几年来的“地下”生活，他已练就了与国民党特务“斗法”的许多本领。加入“左联”后，尤其是担任行政书记以来，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还是在四月里，他正和鲁迅、冯雪峰筹备出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发生了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暗杀的事件，就使他思想上有了准备，时刻提防特务的盯梢或逮捕。他自认自己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仍然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工作着、斗争着。哪怕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血牺牲，也是甘心情愿的。然而敌人休想轻易地逮捕我！
茅盾发现：这特务盯梢有一个规律，就是茅盾进入单门面的商店，他留在门口等候；茅盾进入大百货公司，他则尾随着在商店里游荡。茅盾顿时心生一计，直奔常去的交通银行。因为这家银行除了大门，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侧门。
茅盾进了银行大门，来到取款处，装着要取款，顺便回头望了一眼，见那个家伙也跟了进来。但他看到茅盾注意他，转了一圈又走了出去。
“鬼东西，你在大门口恭候着爷爷吧！”茅盾在心中骂了一句，然后急忙抽身从侧门奔出，跳上一辆黄包车，喊道：“快拉！”
越过几条马路，他回头扑克清后面确实无人跟踪，才在一个电车站下了黄包车，付了钱。
这时，一辆电车正好驶来，他马是跳动了上去。过了几站，又换了一次车，才安全回到家里。
第天，冯雪峰来看他。听了茅盾的“历险”经过，不禁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文弱秀才被狗咬，急中生智甩尾巴。好，好！妙，妙！”停了一下，他对茅盾说：“雁冰，那个中学，以后不能再用作开会的地点了。”
茅盾同意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冯雪峰来邀茅盾一起去看望鲁迅。才跨进门，鲁迅就笑着迎上来说：“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有大闸蟹，你们就留下吃蟹吧！等一会儿三弟也要来。”
在等候周建人的时候，冯雪峰向鲁迅谈起了茅盾甩“尾巴”的事。鲁迅听了对茅盾说：
“你这位‘方保宗’真不简单。今天，我正好用大闸蟹为你老弟压惊。”
在谈话中，茅盾告诉鲁迅，他已向冯雪峰请了长假，想写长篇小说《夕阳》。
鲁迅说：“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写了。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还是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既然雪峰已经同意了你请长假，那你就快点写吧。”
二三、罗美老弟
秋风萧瑟，黄叶凋零。茅盾参加“左联”已有四五个月了。有一天，他和妻子孔德止晚饭后谈天，两人想起8月间，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曾对他们说：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也要回国了。还说：张琴秋生了一个女孩。
“我和弟弟已有好多年不见了，真想他呵！”茅盾说。“我们那个侄女一定很可爱。不知她象泽民还是象琴秋？”孔德止问。
“等他们回到上海，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嘛。”
“中秋节快到了，如果中秋时能跟老二一家团聚，该有多好。”
“他们会赶上过中秋吧？”
茅盾回想起弟弟读了《幻灭》后给他写的那封信。那是沈泽民到了莫斯科之后，写给他的第二封信。信里说，读了《幻灭》，知道了“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且曾经到过庐山。这些生活无疑的使你在技术上成熟；我想得见你在作小说时，笔下已经非常的自由，觉得许多实际经验供给你丰富的材料，使你左右逢源。”“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国的文化条件下只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我以前感觉到单翻译的无味，现在你果然一变而专注力于创作，这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一种改变。”
当时，一些挂着“革命批评家”牌子的人攻击《幻灭》“意识不是无产阶级的，依旧是小资产阶级的”，说什么“茅盾所表现的倾向当然是消极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甚至在茅盾被迫流亡日本后，中断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在这样困难和思想苦闷之际，弟弟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都莫斯秋给他寄来的这些话，对于亡命异邦的他，是何等巨大的鼓舞呵！
沈泽民原名沈德济，早年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的成绩名列前茅，英语也很好，曾和哥哥合译科普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在1918年的《学生杂志》上边裁。他也很喜爱文学，从茅盾自己出钱并主编的桐乡《新乡人》杂志第二期（1919年10月1日出版）上，可以看到他写的两篇小说：《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
比他哥哥茅盾创作小说还要早八年呢。茅盾主持革新《小说月报》，也得到了这位弟弟的很大支持。在这封谈论《幻灭》的信中，沈泽民对《幻灭》的人物、题材、主题，都有中肯的评价。茅盾深感弟弟是他的知音。
沈泽民的这封信，在1929年3月3日的《文学周报》刊出时，题目叫《关于〈幻灭〉──
茅盾收到的一封信》，署名：“罗美”。这是他在苏联时用的假名。
茅盾知道，沈泽民是大革命前一年随同刘少奇等去苏联的，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张琴秋则是1925年秋派往苏联学习的。
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后，沈泽民就留在苏联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考上了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两年时间里，他每晚学习都到深夜，加上莫斯科的供应差，后来得了肺病。
然而他不了解的是，这年──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了纠正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是属于最先回国的。他身上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重要指示，共产国际因此决定他单身绕道法国，再乘邮船回上海，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共产国际通知中共说，他回国用的假护照上填的姓名是李明扬，乘的是法国某邮船，抵达上海后将住在新世界旅馆。
中共中央专门接待沈泽民的几个交通员，天天看报上外国轮船进出上海港的报导。一天，报纸预告法国那艘邮船将于明日上午到达。于是第二日上午十一时，一位交通员来到新世界旅馆，看帐房间挂的旅客名牌上，没有“李明扬”，不禁大吃一惊。他以为是别的交通员先接去了。可是回去一问，并没有人去过。这个交通员再次来到新世界旅馆，找一个熟识的茶房探询，才知道这天上午九时，确有一个叫李明扬的来住旅馆，但是半小时后就离开了。这样，就证明化名李明扬的沈泽民确已抵达上海。然而他为什么又匆匆搬走呢？到哪里去了呢？
交通员来到茅盾家，将这些情况对茅盾说了后，问是否来过。茅盾告诉他没有来过。于是他们又到沈泽民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朋友探听，也无消息。这使中共中央负责人十分焦急，打算在报上登寻人广告。他派人先到茅盾家询问沈泽民有无外间人不知道的小名。
茅盾告诉来人，泽民并无小名，母亲一向叫他“阿二”。
经过商量，他们共同拟定了一条启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只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
这一条启事在上海各报上登出后，过了十天，茅盾仍不见沈泽民来，他对中共中央派来的人说：“看来，我们登的启事内容太普遍，即使泽民看到了，以为阿大、阿二怎样怎样，未必一定是指他。”
商量后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登第二次启事。茅盾向来人提出，可以用沈泽民在莫斯科用的假名“罗美”。来人则说落款可用秦邦宪的假名“博古”。于是又在上海各报上登寻人启事：
罗美老弟，有事相商，即来某某处。博古。
然而仍然象石沉大海。茅盾只好写信拜托陈望道、邵力子，请他们探询南京政府最近有没有秘密捕人。结果也是没有。
“泽民到底去哪里了？”茅盾焦急地问孔德止。
“琴秋呢，有没有回来？眼前中秋节要到了。”孔德止也焦急得很。
一个月后，孔德止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杨之华。她说：“你们看，谁来了？”
“啊！泽民！泽民，是你啊！”茅盾夫妇一起惊喜地喊道。
“之华，你怎么找到泽民的？”孔德止问。
“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在那家工厂外面徘徊，走近一看，竟是泽民！”杨之华答。
“泽民，我们找得你好苦啊！”茅盾说。
“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穿着一身工人服装的沈泽民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