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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怎么会这样呢？”沈雁冰带点口吃地说，“哪，哪我怎样去南昌？老夏，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夏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说：“我明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好回到旅馆。晚上闲着没事，想起孙伏园约他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摊开纸纸写起来。写着，写着，想到排行第二的妻子曾说过他的话，就顺笔接着写下去：
“孔三姑说我是理性的人，是的，过去的事，即使是欢乐的纪念，也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是最不懂怀旧的。但是一个人当闲却的时候，在幻灭的时候，在孤身寂寞的时候，不由然而然的总想记他的好友，他的爱妻，他的儿女，还有他所想见而未见的人……”这是篇通讯，由于其中写宋云彬的几件事，他加题目是《云少爷和草帽》后来发表在1927年7月29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
那天晚上，他到半准备才上床。他是很爱清洁的，临睡前，把干净的被褥抖了又抖。
哪知他这一夜无法安枕。
第二天早饭后，他匆匆去找夏曦，见夏曦正在整理行装。夏曦对他说：“形势变化很快。
从牯岭下山去南昌，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我也马上要走。”
沈雁冰绝望了，只好准备回去。刚走到旅馆门口，遇到宋云彬他们从里面出来，拉着他说：“走，走，游山去！”他想，反正要回去了，何不趁此游鉴一番呢。他们游览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旅馆。
这天半夜，沈雁冰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一夜腹七八次。第二天就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那时山上没有医生，又买不到好的止泻药，他只能靠吃八卦丹止泻。过了五六天，他才能起床稍微走动，没有事干，他就让人买了本英文字典，翻译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他们的儿子》（英文版）。
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游过庐山后就向沈雁冰告辞，下山回上海去了。
8月初的一天，沈雁冰见到旅馆搽房在交头接耳，象是议论什么事情。一打听，茶房说南昌出事了。他原来不知道南昌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党要他去南昌干什么。现在听说南昌出事了，于是慢步走出旅馆想进一步打听消息。才走到大街上，他就碰到了熟人范志超。这位女共产党员在武汉时是海外部的干部，跟茅盾的妻子孔德止是好朋友。此时见到沈雁冰，惊奇地问：“怎么，你还在这里？”
沈雁冰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你的旅馆去说吧。”
他俩俨到旅馆后，范志超说：“你不了解外边情况吧？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我们把朱培德国的捕鱼兵缴了械！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具体情况怎样，我也不清楚。”
他顿时恍然大悟：党要我去南昌是让我去参加南昌起义的。然而，我却因病滞留在山上了！
范志超说：“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许多人要来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是昨晚上的山，他们之中认你的人很多，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他们开完会就会走的。有什么消息，我来告诉你。我住在庐山管理局石局长家里，在庐山没有任务，过些天就要回上海。”
过了两天，范志超来看沈雁冰。他见到他已经译完工了《他们的儿子》，赞叹道：“这么局面就译完了？真是神速！”
他对她说：“志超，我也要回上海，你想法替我买一张船票行吗？”
“行！我去找石局长，让他去买船票。”范志超满口答应。
“最好能预先买好，一下山就上船，不在九江停留。”他又说。
“这好办。你我就一路走吧，我也好有个伴。”她答道。
8月中旬，沈雁冰和范志超乘轿下山，直接上了轮船。这也是一艘日本轮船。他们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舱。他感到有点别扭：两人不是夫妻啊！
范志超看到他局促不安的神态，笑着解释说：“这里不是起点，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房的船票。与其和陌生的男客在一起，还不如和你同一间。”
在船上他俩不敢走动，怕碰到熟人，就在房舱里闲谈。沈雁冰知道范志超的丈夫朱孝恂已经去世。她和汉口市妇子部长黄慕兰，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很可，而且长得漂亮得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有名。一些单身男子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他还听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热烈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是个塌鼻子，瞿秋白曾对他说：“在你没有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把这番话写在信上寄给她；她在信上批道：“女人要求男人的并不是鼻子。”把信退还瞿景白。瞿景白就高兴地到处给人看。于是就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追问范志超：“女人要求于男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她在宿舍里被纠缠得受不了，常常在夜间跑到对面沈雁冰夫妇的宿舍里避难。
在船上，沈雁冰问范志超：“你跟瞿景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没有丝毫关系。”范志超说，“我活了这么大，没有爱过任何人。我嫁给朱孝恂，那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工作需要。你知道，朱孝恂比我大十多岁。我中学时跟一个同学好过，可惜他早死了。”
范志超打开手提箱，拿出一迭情书给他看。这些情书都是黄琪翔写给她的。黄琪翔是张发奎手下的一个军长，年轻，能打仗，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国民党将领。
沈雁冰接过这些情书翻看着。他想不到黄琪翔能写如此缠绵悱恻的情，就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黄琪翔呢？”
“带兵的人是捉弄摸不透的，今天他能这样写信，明天也许抛开你就走了。我有点怕他。”
范志超答道。
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氛。透过瞿景白追求范志超，以及范志超对瞿景白、黄琪翔的态度，沈雁冰对“时代女性”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入了一层。
次日下午，船到镇江。沈雁冰考虑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认识自己的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范志超，她也赞成。于是沈雁冰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给了范志超。
船一到镇江，他就登上了码头。
镇江码头上，军警在搜查旅客。一个当兵的过来搜查，发现了沈雁冰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他没有行李，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他心想，这张抬头支票不经过商店担保，也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急中生智，低声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
那个兵迟疑了一下，便把支票塞进口袋里，放他走了。
沈雁冰在镇江上了火车，正要进车厢，却看到已制造蒋介石的吴开先等人在里面，立即收回脚，站在车门旁。车一到无锡，就跳下车，在无锡找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乘夜车回到上海家里。
他把失掉那张支票的事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失”，然后由共产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
一九、笔名“茅盾”的由来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按黑名单，搜捕共产党员。
沈雁冰于1927年8月下旬潜回上海。他回到东横到滨路景云里的家里，只见母亲和一双小儿女。母亲告诉他，孔德止因为小产，住在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里。于是他前往看望。
“德鸿，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你，我对他们说，你到日本去了。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呢？”孔德止问。他没有马上回答。心想：和我同住在这条弄堂的，有许多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于是他对妻子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
他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他想：找职业显然不可能，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两天后，妻子回到家中，只是仍有低烧，还需卧床调养。
他就在妻子的病榻旁摆上一张小桌，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看书、写作。
还是去年在上海时，沈雁冰就听说，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梅电龙追求唐棣华，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
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当时，沈雁冰就觉得“这件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
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一个小会。会开完后，适逢大雨，他撑起雨伞正想走，忽然听人说：
“雨这么大，叫人怎么回去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唐棣华，见她没有带伞，就说：
“来吧，我送你回家。”两人合一把伞，雨点打在伞上腾腾地响。他偷眼看了看紧挨在身旁还泛着兴奋的红光，越发显得美丽动人。顿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仿佛是电影的片断。他听不到雨打纸伞的声音了，忘记了还有个同伴。
后来他写道：当时，“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中，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就是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写下了第一个小说大纲。
后来，沈雁冰去到武汉，忙于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就把这个小说大纲忘记了。然而，他在上海时见到的一些时代女性又在武汉见到了，她们的性格更加显露。当大革命失败时，他又见到许多人出乖露丑，发狂颓废，悲观消沉。
在武汉开往九江的“襄阳丸”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主人的用意大概是遮挡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沈雁冰发现这是他在上海和武汉都见过的黄慕兰和范志超。于是他一年前写下的那个小说大纲，突然又浮上了他的脑海。但因为任务在身，他仍然未能动笔。
现在，沈雁冰坐在妻子床边，翻出原来写的那个小说提纲，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又作了多处修改，然后动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
从9月初开始，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他打算给接替郑振铎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看一看。可是署什么名字呢？当然不能署沈雁冰。原来用的笔名“玄珠”、“郎损”等，在武汉写文章骂过蒋介石，也不能用了。
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于是，一种讽刺别人孔嘲笑文人积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