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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当然，外部的原因也很重要。1999年11月，正是海湾地区较为平静的时候。多年的禁运、禁飞虽然使伊拉克的经济千疮百孔，但经历过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8年“沙漠之狐”的伊拉克老百姓却再一次将战争的创痛抛在了脑后，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了生活。和平就像健康，它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只有失去了，你才懂得它的可贵。而身处和平的环境中，一身戎装的拉马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说些什么似乎也并不重要。
虽然，我对访问很不满意，但顾正龙老师却很兴奋：“这是伊拉克最高层官员第一次面对中国传媒。”
几天后，我带着没有见到萨达姆的遗憾离开了伊拉克。
我有预感
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的朋友花立刻兴奋地尖声叫了起来。北京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的画面里，主持人和嘉宾也激动地抱在一起。有那么一秒钟，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我的心里可是重重地咯噔一下，然后屏住呼吸等着萨马兰奇把话讲完。
“我要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
又有那么一秒钟，电视里一片死寂。
这是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的场景。萨翁也许太希望北京赢了，所以他在感谢各申办城市的时候，把北京排在了第一位。这个善意的举动却让无数中国人错以为北京赢了，然后在一眨眼的时间里，从狂喜跌入痛苦的深渊。
那个晚上，我和花买了一大堆麦当劳，在我家看电视转播，等候庆祝北京的胜利。花的英文不好，她一直求救似的看着我：“真的是悉尼吗？”
我点点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我有预感
8年后的2001年7月11日，我坐在从香港飞往莫斯科的班机上，脑海里仍然不断地浮现出北京泪洒蒙特卡罗的痛苦画面。
机舱里暗暗的，大部分乘客放倒了椅子睡觉，只有我和文涛的座位上亮着灯，两个人都在埋头看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的厚厚一摞资料。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召开第112次会议，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经历了1993年的失利，北京用了8年的时间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这回是志在必得。7月13日，全球的目光将聚焦莫斯科，凤凰卫视和北京电视台将联手直播这一天的盛况。我和文涛是莫斯科现场的主持人。
同机的还有台湾歌手李玟，她是凤凰邀请的嘉宾。
另一位嘉宾周星驰早上也兴冲冲地带着助手赶到机场，却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被拦住了。他的俄罗斯签证第二天才生效，帮他订机票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护照上的日期。没办法，周星驰只能扫兴而归。来机场送行的凤凰工作人员立刻帮他改签第二天的机票，香港到莫斯科的直飞航班是没有了，他只能像走跳棋似的先飞德国再前往俄罗斯。
忙忙乱乱的过程当中，幸好狗仔队不在现场，否则报纸娱乐版上不知道又会登出什么新闻来。
除了李玟和周星驰，凤凰还邀请了成龙，希望他也能去莫斯科担任我们的直播嘉宾，为北京助威。成龙很想去，但他的档期始终排不开。直到两天前，他的经理人才从美国打来电话，表示成龙终于腾出了几天的时间，可以和我们一块飞莫斯科。偏偏那几天世界各地飞莫斯科的航班都爆满，而且短短的48小时也来不及办理签证，于是，成龙只能遗憾地留在了美国。
飞机到达莫斯科机场是当地时间11日下午2点钟。我们和其他来采访国际奥委会大会的外国传媒都被请进贵宾休息室，统一办理入境手续。
休息室里很热闹，大家说着中文、英文、法文、日文……所有申办城市的语言都有。
我忘了旅途的疲劳，变得兴奋起来。
再过42个小时，也就是7月13日早上8∶00，凤凰将开始北京申奥莫斯科的直播。我有预感，北京这次一定能赢。我的预感一向很准。
突发变故
在下榻的乌克兰酒店安顿下来，我赶忙抱着资料去找先到莫斯科打前站的同事。
我在香港临出发前，高雁就从莫斯科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新闻中心租了直播场地，布景、灯光机器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我和文涛一到，和北京台的主持人、导演一起开个会，再确认一遍早已安排好的直播流程，就可以屏气凝神静等7月13日的来临了。
我兴冲冲地敲响了803室的房门。
803美其名曰总统套房，其实不过是把两间普通的套房从中间打通而已。凤凰租下了这间总统套房，权作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会议室和编辑机房。
来开门的是小宋。很奇怪，看到我她没有任何表示，只顾皱着眉对着手机讲话：“直播方案可能要改，等定下来我再通知你们。”
“怎么了？”我看了看屋里其他的人，高雁、刘璐，大家都是一脸的严肃。
“咱们和北京台合作直播的事，上面没同意，公司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们都等着呢。”高雁简单地说明了情况。
我看看手表，已是下午5∶00，离7月13日上午8∶00还有38个小时。38小时，够干什么的？如果要重打鼓另开张准备一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抱着资料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时，高雁的手机响了。“好，好。”她沉着脸静静听了5分钟，然后挂上电话，“713直播咱们自己做。新闻中心的演播室给北京台用，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
我再看看表，5∶30，只剩下37个半小时。直播前千头万绪的工作竟然要在短短的一天里完成。
困难太大了。
一、没有直播场地。
二、已经租好的卫星时间给了北京台，重新再租谈何容易。7月13日全球多家电视台都将转播国际奥委会莫斯科大会，卫星线路早就被征订一空。
三、按照和北京台合作的计划，摄像、设备由他们负责，现在自己直播，我们要人要机器都没有。
其实，以凤凰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这些问题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不一会儿就能解决。只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在自家的地盘上。莫斯科虽然是堂堂的俄罗斯首都，但离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通讯设施，人员办事效率还处于大陆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怎么办呢？
我从来都相信，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能创造出奇迹。
从7月11日下午6∶00到7月13日上午8∶00间的36个小时里，凤凰创造了奇迹。
首先，寻找新的直播场地。
“红场，要不然就在莫斯科河的岸边；或者在克里姆林宫的前面，背景最好是圣瓦西里大教堂。”我一口气把我能想到的莫斯科著名的景点和地标性建筑都提了出来。
其实，就凭我那点支离破碎的地理知识，我根本搞不清楚红场、克里姆林宫在什么地方。
“鲁豫说的有道理，我也建议在莫斯科市内找一个露天的地方，既有现场感，还能给北京代表团造声势呢。”文涛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
“国际奥委会有规定，所有申办城市不得在奥委会投票前在莫斯科市内做任何宣传活动。咱们可不能帮倒忙。”高雁边说边起身去拿皮包：“老板刚才有命令，接下来兵分几路，鲁豫、文涛你们在家里看资料，我们导演组现在去找场地和工作人员。”
36小时
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是后来同事们告诉我的。
莫斯科时间7月11日下午6点—8点，老板和院长率队在莫斯科市转了一圈，他们对陪同选景的莫斯科当地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是：要选择高层建筑，房间要足够宽敞，能容纳200人；要有落地玻璃窗，窗外能看到莫斯科的著名建筑。根据这几项要求，他们选中了俄罗斯大酒店22楼宴会厅“克里姆林宫”。
这真是个绝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