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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ㄖ８菡饧赶钜螅茄≈辛硕砺匏勾缶频�22楼宴会厅“克里姆林宫”。
这真是个绝佳的选择。
宴会厅足有五、六米高，摆上20个圆桌供200人同时用餐富富有余。最棒的是餐厅的整整一面墙都是落地玻璃窗，而窗外就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直播场地吗？
地方有了，下一步是工作人员和设备。
这相对比较简单，到莫斯科电视台，一口气租下他们转播车一辆，包括车上工作人员、摄像机6台、摇臂一架、调音台一个、麦克风、照明灯若干以及摄像师、音响师、灯光舞美、勤杂工近60人。
人有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不通，怎么交流？还好，一到莫斯科，凤凰就雇了两个在当地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其中一个男生叫虎子，小伙子人很帅，俄语说得叽里咕噜的，十分流利。虎子成了香饽饽，在将餐厅改造成演播室的30个小时里，不停地有人在喊虎子的名字。
“虎子，跟老外说，主播台要贴上凤凰的标志。”
“虎子，告诉他们，灯要架得再高一些！”
“虎子，你跟餐厅老板说，租金多一分钱也不加。他好像是车臣人吧，这回还不表现积极点，为中俄友好做点贡献！”
可是，虎子和另一个做翻译的中国女孩分身乏术，虽然虎子忙得满场飞，可翻译人手还是不够，我的同事王酉年倒是有办法。
酉年是摄像出身，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就是他的作品。虽然在凤凰已做起了管理工作，可现在直播人手紧，他就负责协调俄罗斯摄像，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镜头要推上去，什么时候要拉成全景。酉年的要求很高。他希望自己的命令一出，摄像能立刻完成他的意图，可是中间经翻译的转达，时机就耽误了。于是酉年拿了一张大大的硬纸板，在上面画出推、拉、摇、移、甩等摄像基本技巧，需要1号机器推上去，他就指指硬纸板上画出的“推”，摄像立刻领会他的要求，唰地就把镜头推成特写。
负责联系卫星时间的是Bobby和崖子。
Bobby是香港人，注重穿衣打扮。平常，喜欢卷着舌头说儿话音极重的普通话。
崖子是我广院的校友，85级的，大名叫崖国贤。崖子是毛南族人，他是毛南族第一个大学生。平常，碰到凤凰以外的人，我们都习惯这样介绍崖子：“崖子是咱们毛南族的小伙子，毛南族目前人口两万，其中正值生育能力的青壮年男子只有两千，所以崖子身上担负着毛南族繁衍生息的重担。崖子是毛南族的骄傲，他的一小步，就是毛南族的一大步。”
我们把毛南族的人口不断缩减，只是为了突显崖子的重要性，希望不要引起误会。
再说Bobby和崖子一起去找卫星时间，两人威逼利诱，软硬并施，就差出卖色相了，终于东拆一块时间，西抢一块时间，凑够了直播所需的卫星线路。
事后，我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Bobby和崖子的工作，其实，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压力之大，外人是无法想象的。我之所以能够体会，是因为当直播结束后，Bobby这么矜持的香港绅士竟然会抱住小宋放声大哭。
我知道，他们很难。万一卫星时间租不下来，大家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
正所谓祸不单行。
卫星时间好不容易敲定，卫星线路却出现了故障，直到7月13日上午7∶58，故障仍然没有排除。
Bobby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上吊的心都有。
凤凰于是立刻制定了新的直播方案，假设线路一直不畅通，8∶00—14∶00，现场先交到香港演播室，那儿的主持人是小莉和胡一虎，由他们通过其他电视台的直播信号介绍在莫斯科的情况，等卫星服务恢复正常后再将现场交给我和文涛。
谢天谢地，到7点59分时，卫星线路奇迹般地通畅了。
我和文涛
比起幕后工作人员，我和文涛的工作显得很是轻松。
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小山似的一堆资料（除了从香港背到莫斯科的20斤资料，一见面小宋又给我们一人打印了100多页的奥运会奇闻逸事，供我们在直播时用。），并保持最佳状态。
整整36小时，除了下楼去餐厅吃饭，我一直在房间里看资料、做笔记。
我们下榻的乌克兰酒店是典型的苏联时期50年代的建筑，外形很像北京展览馆，是不是美，见仁见智，但看起来绝对大气。酒店还算干净，但条件很差。房间里倒是铺着图案华丽的地毯，只可惜年头已久，床前、门口常常被人踩踏的地方已磨去了颜色，并且隐约露出了地毯下暗黄色的地板。酒店没有空调，这对莫斯科人来说很正常，他们担心的是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季既使气温再热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可苦了我，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偏偏2001年7月中旬的莫斯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天气，平均温度都在摄氏37°C上下。
晚上，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还是热得一趟趟往洗手间跑，用冷水冰脸。
7月12日晚9点，我终于大汗淋漓地看完了所有的资料。想想第二天的直播，我还是不放心，于是给文涛的房间打了个电话。
“咱们现在分分工吧。”
文涛的声音很干哑，一听就是和我一样，也在屋里闷了一天，“咱们这次事先不做任何规定，明天以最松弛，最自然的状态来主持，完全是生活式的。我说的时候，你听着，我说完了，你接着说，我再来听。这样，我们不会抢话，还能彼此补充，引出新的话题。”
“好像也只能这么办。”我用手拍了拍面前的资料，“这么多内容，真要事先分工的话，分到明早也分不完。”
“你放心，按我说的方式去做，明天你会发现，咱们的主持艺术将跃上新的高峰。”
挂上电话，我又洗了把脸，然后带着对攀登主持艺术新高峰的企盼和满头大汗沉沉地睡了。
7月13日清早6点整，我在闹钟叫响的那一刻，就从床上一跃而起。
天已大亮。干爽清凉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这让我觉得十分舒适，连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今天，凤凰在各地的主持人和出镜记者将统一着装：白色西服配淡粉色衬衫。相同的服装我们也给北京台的同事一人准备了一套，并且在胸口处绣上了凤凰和BTV的标志，象征两台强强联手。可惜，这次酝酿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却在最后关头胎死腹中。既然不能联合完成直播，衣服上北京台的台标就得想法遮掉。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印有凤凰图案的不干胶撕下来，贴在我和文涛白西服的胸口处，不大不小，正好盖住BTV的标记。
6：30，我准时来到楼下，等着和大部队一起去俄罗斯大酒店的直播现场。
来到莫斯科一天多了，我还是第一次站在莫斯科的街头。我这才发现，乌克兰酒店竟然就在莫斯科河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瓦西里大教堂也在不远处。
我听虎子介绍过，乌克兰酒店门前的马路是普京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有一次，普京的车队经过时，有一个男人开着辆破破烂烂的伏尔加从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斜插过来，差点撞上普京的座驾。那个男人立刻被保安带走，也不知是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这以后，克里姆林宫方面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总统车队的车速，避免再有类似的事发生。
我站在酒店门口，打量着门前并不宽敞的水泥路面，想象着普京的车队在这呼啸而过。
文涛也晃晃悠悠地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只有我们俩去俄罗斯酒店，其余同事一直在直播现场根本没回来休息。
这时，住在乌克兰酒店的其他中国记者也陆陆续续下来准备坐车去新闻中心。我和文涛见到了中央台的主持人白岩松，彼此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在外界看来，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始，凤凰和中央台几乎在每一件国内外大事的直播上都要一争高下。对凤凰来说，能和中央台这样的大台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已是一种莫大的肯定，谁输谁赢并不重要。而在两台之间这种良性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电视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很自豪，在中国电视飞速发展的日子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赢了
7点整，我和文涛已坐在了主播台上。
和每次做马拉松式的直播一样，我的面前摊着资料、做记录用的笔和纸、一面小镜子、一把梳子、一小瓶发胶、唇彩、粉盒和一瓶矿泉水。这是我冲锋时的全部装备。
宴会厅里乱哄哄的。
高雁、小宋带着虎子正和莫斯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比比划划交待着什么；酉年一手拿着他的宝贝硬纸板，另一只手像打太极拳似的慢慢向外推开，那个扛着机器专管流动机位的俄罗斯摄像立刻腾出左手做了个OK的手势，表示对他的意图心领神会；院长穿着一件鲜黄色的衬衫站在大厅中央，正亮着大嗓门打电话。
“现在信号还是没有，Bobby和崖子他们正想办法呢。”
挂上电话，院长迈着大步向我和文涛走来。
“鲁豫、文涛啊，今天总的基调就是要娓娓道来，和观众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只有36小时的准备时间，技术上也有很多困难。等一下，你们从现场的电视屏幕上看不到我们直播的画面，所以什么时候镜头给到你们，你们该什么时候说话都看我的手势。”
到2001年7月13日那天为止，我已经做过无数次直播，可像这样因陋就简的条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的转播车停在俄罗斯酒店的停车场上。因为体型巨大，足足占了10个车位。酒店方面无论如何不肯降价，坚持按照停10辆车收费。到晚上结账时一算，40几个小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导播刘璐，带着翻译坐镇转播车，由于楼层太高，转播车上的线路不够长，刘璐和22楼的现场导演小宋的联系只能靠手机来完成。
在长达11个小时的直播中，刘璐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工作姿势，两手操作切换台，头向左边倾，夹住放在左肩上的手机。直播结束后的一个星期里，刘璐的脖子一直处于落枕状态。
我曾大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不用耳机？”
“我忘了！”刘璐如梦初醒。
另一位现场导演高雁则用宴会厅里的惟一一部电话和香港方面保持联系。
俄罗斯人实在精明。酒店的总机得到上级通知，对于从香港和北京打来转22楼宴会厅的电话一律回答“无法接通”，这一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由高雁拨国际长途打回香港。没到过莫斯科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酒店里打国际长途到底有多贵。等到直播结束，高雁叫来酒店负责人结账的时候，电话收费一栏里的天文数字让她备受刺激，她几乎从22楼一跃而下。
正常状态下的直播，主持人都带着耳机，由切换台上的导播直接下命令：“看3号机；还有1分钟出广告；现场信号还没来，接着说别停；鲁豫你左边的头发有点翘，用手整理一下……”7月13日这一天，我和文涛没有耳机，是聋子，现场的电视屏幕也看不到自己的画面，是瞎子，我们只能依靠院长的手势。
这么简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并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