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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就是想采访萨达姆。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这个题目或许会引起误会。
1999年，我在伊拉克呆了10天。10天的时间很短，根本无法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异国绯闻。不过，那10天我的确是全心全意、朝思暮想地渴望见到一个人，见到他的照片我会兴奋地想象我们见面的样子，那份痴狂倒是和热恋没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萨达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恶劣的环境在10小时内
改变了我，
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
1999年的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它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和“千禧之旅”的同伴们天不亮就从安曼出发了。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死亡公路不是闹着玩的，大白天还常常出事呢，晚上开车无异于自取灭亡。
11月初，中东地区的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中午的阳光火力十足，能烤死人；可天一黑，就得在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厚外套。
那天起得早，外面天色漆黑。想到整个白天我都要在车上和边境度过，就只穿了件T恤衫和长过膝盖的短裤，出发前才在身上又套了件羽绒服。
出门的时候，果然是天寒地冻。
一路顺利。
6点才过，我们的5辆吉普车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约旦一方的边防检查站。这一路，对约旦这个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约旦人并不富有，但热情、善良而正直。已故的侯塞因国王个子不高却是个政治巨人，把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打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中东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约旦不仅安然生存着，而且在众多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约旦海关的工作人员个个温和有礼，将护照还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叮嘱，进入伊拉克后一定要小心。我们嘴上应着，心里已经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一步跨进伊拉克。
头天晚上，我们“千禧之旅”全体成员开了个战前动员会，中心思想是要大家对伊拉克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我只是对第二天的行程满怀着憧憬。不过，憧憬归憧憬，我还是仔仔细细把全部行李翻了一遍，销毁了一切和以色列以及“邪恶的西方社会”有关的痕迹：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买的死海泥面膜得撕掉包装，那上面全是希伯莱文；我的两个旅行箱跟着我走南闯北，箱身上贴满了各国机场、航空公司花花绿绿的标签，走到哪都会引来啧啧赞叹：“箱子够酷的，还真去了不少地方。”虽然舍不得，我还是狠狠心把不干胶的标签撕了个乱七八糟。看着瞬间变得丑陋不堪的箱子，心疼得要命。
“没什么可怕的！”我是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的。
8点整，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高远清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干枯土地，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蹦出一句英文：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我在一个鸟不生蛋的荒凉之地。）
每到一地，车队里负责和边防海关打交道的丽丽捧着大家的护照办手续去了。谨慎起见，其余人员一律在车上等待。
天开始热了，我脱掉羽绒服，把它叠成枕头，倒在后座，开始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揉揉眼睛醒了。车厢里热得像个蒸笼，我的脸上、身上全是汗。我呆呆地躺了有一分钟，搞不清这是什么地方。
“呦，鲁豫醒了，睡得还挺香。”我坐的5号车司机勇哥从车外伸进头来。
“几点了？咱们到哪了？”
“一直没动窝，都快一点了，还等着呢。”
“什么？”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起得太猛，头昏沉沉的。
这还了得，如果天黑之前到不了巴格达，摸黑走死亡公路，是闹着玩的吗？
我开门下车，看到同伴们正三三两两躲在房檐下。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晒得我根本睁不开眼。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早就听说伊拉克的边防官员已经被惯坏了。1998年“沙漠之狐”之前，给每人塞个几美元的买路钱已是富富有余。可1998年战事最激烈时，据说有记者为了顺利过关，眼都不眨一下地给了每个伊拉克边防官员100美元。因为有人哄抬价格，结果伊拉克边境地区行贿受贿一下子有了市场。
“这要是在香港或北京，我不到廉正公署、反贪局告他们才怪。”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咕噜咕噜，我肚子饿了。
“你要吃点什么呢？我去买。”我站起来，拍拍屁股。
丽丽苦笑了一下：“我早被他们气饱了。再说，这什么也没有，连热水都不提供。咱们只能吃饼干了。你去1号车拿吧。”
听到饼干，我的肚子又咕噜了一下，这回算是拒绝。
我回到车上，关上门窗，开足冷气，拼命给自己灌矿泉水。
等待真是无聊。我懒懒地靠在后座上，把两条腿伸直，高高地架在前座的靠背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同伴们也都受不了毒太阳，陆续回到了车上。我把早就搁麻了的双腿搬下来，一边用手捶，一边和勇哥、摄像袁白聊天。
勇哥可是有着丰富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但这会，他有点一反常态，不停地长吁短叹：“这都4点了，今天肯定得走夜路，够悬的。”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发紧。我很清楚，当着我的面，勇哥已经是在轻描淡写了。
坐在前排的袁白回头看着我：“鲁豫害怕了吧，脸都白了。”
我是属鸭子的，嘴上永远逞强：“没什么好怕的，咱们那么多人呢。”一聊起天来，时间总是好打发些。突然，袁白的手表叫了起来。他的表定点报时，这意味着，现在是巴格达时间下午5点整，而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四下望望，见平房前已经聚集了不少“千禧之旅”的同事，于是拔腿向他们跑去。听见身后车门又“砰砰”响了两下，知道勇哥和袁白也跟来了。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又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对对对，你们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
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
我平生没有那样恶狠狠地教训过别人，那和我的性格、教养格格不入。但恶劣的环境却在10小时内改变了我，带出了我性格中强硬的一面，这让我很委屈。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是一路哽咽着来到巴格达的。
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恋爱中的人都知道，想念一个人，他的形象就无处不在。你看山，山就是他的影子；你看水，水中也有他的倒影。而在巴格达的街头，我目光所及，看到的都是萨达姆。街心公园里树立着他一身戎装的雕塑；5、6层高的大楼外墙上是他的巨幅画像。我回到酒店打开电视，屏幕上是伊拉克的民歌手深情演绎一首歌颂萨达姆的歌。我听不懂歌词，但从画面能猜出个大概：萨达姆在阅兵，萨达姆在亲吻小朋友，萨达姆和伊拉克民众在一起。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