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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蒲圻一带游击；
部署薛岳兼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防守湖南北部的新墙、营田和浏阳，以及九岭和渣津等地区；命令商震集团军防守洞庭湖，控制常德和桃源一带；
命令欧震军控制长沙和衡阳；命令薛岳兼任军长的新编第六军、高荫槐兼任军长的新编第三军和孙魁元的新编第五军控制株洲、醴陵和湘潭；命令第十一师驻守岳麓山，作为战区预备队。
战区的另一个预备队是李觉军，驻在长沙附近，作为机动。
求
第四十章 汪记的开张（1）（）
1939年9月4日，板垣被赶出最高决策层。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参谋长，辅佐西尾寿造大将，他为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进行了最后一搏。
进行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
39年是个变化最多的一年，9月更是，不管国内还是国际上。
其中，国内最轰动的莫过于“汪记”的开张。
早在5月初期，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总算结束了一段逃亡之旅。
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
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
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底，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
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
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
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
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
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
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
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
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
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
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
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
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
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
（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
（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
（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
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
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
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
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
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
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
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
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
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
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
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