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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
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
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
“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
为了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
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
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
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不是羞与为伍吗？”
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
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选举国民党主席。
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
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
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
闹剧就是闹剧，这时候的汪精卫等人在台上目瞪口呆的看着下面乱成一团的人群，这哪是庄严的大会，整个就是一菜市场。
“砰”的一声枪响，震惊了所有人，门外，来了一大群的特务。（hc0306。
第四十一章 汪记的开张（2）（）
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
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
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
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
9月初，在汪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1）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为中央常务委员；
（2）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
（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
（5）以丁默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
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
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
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作”。
这件事本来和章非没有多少关系的，可因为一件事，舟山这边彻底暴露。
汪精卫手下的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
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倚吹摹！薄盎扑莩跏悄囊晃？”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业耐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冶愕敲虐莘茫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
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
徐寄液突扑莩跏峭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
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