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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兴许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诡奇独特的小说《蛇》的价值所在吧。
路易吉·马莱尔巴（luigimalerba，1927—），出生于文化古城帕尔玛附近的贝尔切托城。他自幼酷爱文学，但在大学攻读的专业却是法律，只是大学毕业后他改换了职业，才得以施展他过人的文学才华。这样的经历好像是意大利古今许多作家共同的。1950 年，他迁居罗马，进入影视界当编剧。他独立编导的历史片《女人与士兵》具有鲜明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十五世纪帕尔玛的乡村生活，完全采用帕尔玛方言。
马莱尔巴的文学成就，同以“63 社”为发端的新先锋派密切相关。他们的思想立场和文学实践，都以毫不妥协的、激进的叛逆为特征。
马莱尔巴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蛇》（1965）、《筋斗》（1968）、《主角》（1973），便是集新先锋派的思想、艺术特征之大成者，并使作家蜚声意大利和世界文坛。
随着七十年代后期意大利新先锋派狂飚时代的远去，马莱尔巴的创作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支撑长篇小说三部曲的非逻辑的文学形式，非理『性』的艺术因素，蕴含了更深沉的、更富于批判精神的哲理『性』和社会『性』。马莱尔巴依然保持了一种可贵的思想激情和艺术追求。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充斥社会的忧虑和恐惧发表见解，用艺术家的敏感来阐释时代精神的尝试。《一个梦者的日记》（1981）是如此，长篇小说《蔚蓝的行星》（1987）和短篇小说集《银头》（1988），也是如此。
马莱尔巴对儿童文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000 年的故事》（1972）、《烟蒂历险记》（1975）、《小故事集》（1977）等，显示了他的奇妙、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少年心理的深刻理解。
1980 年和 1989 年，马莱尔巴作为意大利作家代表团成员，两度应邀访问我国。第一次访华归国后，他写了《中国，中国》一书，抒发了他对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对前进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的友好情感。他在书中真诚地写道：“我很遗憾没有成为中国人。”
蛇
第一卷 第一章
鸟儿展翅飞翔，我却徒步向火车站走去。
非洲爆发了一场战争。长着软木脑袋，呆头呆脑的士兵们身穿马苏瓦阿粗布军服，头戴软木头盔穿越城市。他们唱着那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歌，前进在通往火车站的加里波第大街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想去干什么？既然一个个都引吭高歌，想必心中自有快事，我默默忖道。通过电台唱出或用口哨吹奏的这支歌，从咖啡店和居民家的窗户那里传到大街上，回响在我的耳际。电台在夜间仍然连续不断地歌唱着。歌声刚停，讲话声又起，讲话声连续不断，然后又恢复歌声，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在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一辆辆满载着香蕉的手推车。我母亲因害怕得传染病，从不买香蕉吃（香蕉的顶端残存有昆虫的尸身）。
“香蕉是最危险的水果。”我母亲告诫儿子说，然后带他去见吃冰淇淋的孩子们。
每逢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徒步走过整条加里波第大街，一直到达斯泰卡塔广场（一位红脸的汉子从一面镜子中，指着一块贝尔帕埃塞圆形『奶』酪，向人们微笑）。我们来到大广场那里的塔那拉咖啡店。我母亲停留在售报亭前，浏览各种杂志的封面，我则跟在服务员的身后，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追逐那些『舔』着圆锥形冰淇淋的孩子们。
有个孩子长得像小天使似的，红润的脸颊，身穿天蓝『色』衣服，鼻子上翘，一对鼻孔清晰可见，金黄『色』的卷发梳成香蕉形状。他仿佛来自天堂，降落人间。至于我穿的鞋，鞋底已经开裂，工作服上的钮扣均已脱落，拖着鼻涕，双手沾满污泥，我站在他的身旁，不觉自惭形秽。我的腿上也是抓痕累累，膝盖总是黑不溜秋的。当我走近他时，他任凭我靠拢他，有时，还炫耀着冰淇淋，冲着我微笑，但是只要我一进入他的『射』程之内，他便会冷不防地踢我一脚。我看穿了他的这招后，便分外小心，想方设法踮着脚尖，从背后接近他，有时，我脱下鞋，光脚而行。他想必名叫阿方索，因为他母亲昵称他为丰佐，或者昵称他为丰齐诺。他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他母亲长得很丰腴，皮肤细腻而光泽，是个丽质佳人。站在她的旁边，我母亲的形象则显得分外可怜，因为我母亲头发不常梳理，身体过于瘦小。
我就这样从这张桌子旁跑到另一张桌子旁，从这个孩子那里追逐到另一个孩子那里，度过一天的时光。“为什么你非得如此贪吃不可？”我母亲责问道。
塔那拉咖啡店的冰淇淋堪称市内一绝，由店老板塔那拉先生亲自制作，采用刚从维科费尔蒂利运来的鲜牛『奶』和新鲜水果作为原料。人们嘀咕着他为什么不建立一家工厂。大家都见到他在冰淇淋中加进真正的鸡蛋，而别人则搀入鸡蛋粉——来自中国的粉末状鸡蛋。人们常常听说，这种黄『色』的粉末来自中国。凡是黄『色』的物品均来自中国，在市政大楼拱廊下，一个小老头兜售的某些黄『色』小球也来自中国。那么香蕉呢？它们也是黄『色』的呀。
我母亲谆谆教诲说，贪馋为不恕之罪，人们可以因贪馋而下地狱。
在冰淇淋非上市季节，母亲带我到长期开放的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游艺场去看骑旋转木马的儿童。我们城里也有一个长期开放的『露』天游艺场。巴列拉·维托里奥『露』天游艺场的旋转木马之所以闻名遐迩，首先得归功于长得楚楚动人、胸脯十分丰满的售票姑娘。其次，是因为它的旋转木马是老式的，马脖子上挂有一面面小镜子，棉布做的鬃『毛』上装饰有跳蚤。再往前，有时升时降的旋转飞机和火箭。
我向住在同一街道的一位少年谈起冰淇淋，他是一位非常贫穷的少年，膝盖上伤痕累累，我向他谈起旋转木马，他听完我的讲述，将这一切转述给比他更贫穷、伤痕更多的其他少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怎么总是能找到一个比已知的非常贫穷、伤痕累累的少年更加贫穷、伤痕更多的少年。这个等级无限扩展下去，谁也不知道它的终极在哪里。
众人都说我有个不幸的童年，我可不这样认为。我为丰齐诺以及塔那拉咖啡店里的其他孩子有被打入地狱的危险而担忧。至于其它可担忧的事就寥寥无几了。其实，我的快乐通过伤痕累累的孩子们，似连锁反应一般向四面扩散开去，我是连锁反应中的一环，也乐于成为其中的一环。
现在撇开这些不谈，每天中午和下午五点钟，当 o。p。s。o 和杜卡莱两家香水厂的姑娘经过时，加里波第大街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这阵阵袭来的甜蜜而又不能入口的香味预示着姑娘们的到来，她们腰系天蓝『色』的围裙，骑车到达市内的各个街道，人们一眼便能瞥见她们围裙下的大腿。在那条街道上，在这股芳香中，我对女『性』的追求向往无限地膨胀，直到香味消失，电台恢复讲话声，列队而过的士兵唱起另一首歌。这次，我也在这支队伍之中，齐步走着，但是没有唱那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歌。
至于后来的年月，我记忆犹新的只是寒冷，刮得人睁不开眼睛的寒风，脚下踩得吱吱作响和灌满鞋子的白雪，刺骨的浸透肺部的寒气，冰柱般脆弱的手指，割人肌肤的朔风像一把锋利的吉列刀片。
“在地狱里至少是温暖的。”我母亲说。
事情往往如此，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原以为那里一切如旧，但是实际上，事物却在不断变化着，即便你出去买烟，出去散步，也总是有些东西在变化着。我在加里波第大街上来回走动，注视着一垛垛墙，这垛垛红『色』的墙原来不是红『色』的，或者说，即便原来是红『色』的，但也是不同的红『色』，我自忖道，这条石铺路原先也不是用石板铺成鱼刺形状的，这座教堂，这扇教堂的门，这家商店和这条人行道也无不如此。
从咖啡店和居民家的窗户里，传来电台永不停歇的讲话声和歌声。有轨电车和小汽车发出的噪音充塞在空中，大街上过往行人的说话声也是一种噪音，它与有轨电车和小汽车发出的噪音交织在一起。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什么也不想干，我母亲答道，他们走自己的路，仅此而已。
有些天的晚上，我上斯特拉多内去，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倾听法国梧桐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它如音乐一般美妙动听。另有一些天的晚上，我漫步在湍流的河滩上，倾听水流的淙淙声，可是水遇热会蒸发，遇冷会结冰，我默默思忖道。我才不管蒸发和结冰这种事哩。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对此没完没了地议论，我母亲说。
我又回到街道上步行，有轨电车来来往往，穿梭而行，小汽车和行人也是来来往往，穿梭而行。他们去哪里？我暗自问道。他们走自己的路，我母亲说，你别去管它。我同有轨电车，同小汽车，同过往的行人争吵。
这样活着岂不成了地狱般的生活，可是在地狱里至少是温暖的。这里的路是用巨大的冰块铺成的，寒冷侵入肺腑，寒风撕裂肌肤。我想到要像候鸟迁徒那样移居他乡。我现在就去首都，我自言自语道，至少那里是温暖的。鸟儿展翅飞翔，我却徒步向火车站走去。
是谁第一个投掷了真理之石？是一位男子？抑或是一位女子？我们以为忧虑之处不在于此。应该在其它方面作调查，首先要揭示人们所说的真理之石究竟是什么样的石头。该石头的重量、形状、颜『色』和坚固程度又如何。它的结构是斑岩的，是玻璃质的，还是轻石的。世界上的石头品种不下几百万。还有它的起源，是源于爆发（火成的，矿脉的和喷发岩的爆发），源于沉积呢，还是源于质变？岩盐也是一种石头。不能排除首先投掷真理之石的那位男子，或者那位女子有可能选择了火成碎屑岩石（白榴凝灰岩），同样，也不能排除有可能选择了沙岩。石英也是一种石头。然后，还应该根据自由落体定律揭示其落体的轨迹和重力。让别人去过问真理以及与真理有关的各个方面吧，这不是你的任务。你应该过问石头，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你要想到没有任何人会帮助你，恰恰相反，有很多人将千方百计地来阻挠你。你应该暗中默默无闻地工作，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壮举。你也别祈求建筑之父的帮助，因为建筑之父日理万机，无暇顾及。
第一卷 第二章
歌唱和感受歌声从自己的躯体内发生，并传播到空中，真是妙不可言！
我总是难以找到交谈者。人们相互之间交谈些什么呢？有些天，我走上大街，看到咖啡店里的人交谈着，大街的人也交谈着，发现这个人的话与另一个人的话交叉在一起，还见到小汽车里手握方向盘的人，同坐在他身旁的人交谈着，就是骑在自行车上，人们也能彼此交谈，我指的是骑在这辆自行车上的人同骑在另一辆自行车上的人交谈。他们之间交谈些什么？有什么事值得交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