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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现代港口的商贸格局来看，大吞吐量的港口，一定伴随着的是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清开禁后的上海港也不例外。十六铺就是这样伴随着沙船带来的南北物流交汇而形成的商贸与物流中心。又因为沙船业的大流通与巨额物贸的特点，众多沙船号子的交易与物运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因此带来了近岸钱庄业的迅速崛起，上海县城内遍布一地钱庄，于是老县城就成了当时的金融中心。又是因为沙船的物流交汇，带动了整个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而各行各业的发展又汇集了南北各地的人流、物流、财流。人气、财气就这样集聚在了这个上海港。 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沙船贸易就这样促进了上海商业的繁荣，城外东南隅一带“店铺栉比，万商云集，百货山积，人马喧阗，万头攒动，摩肩擦背”，形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各行各业在此汇聚：南北货、水产类、粮食杂粮油饼行业、水果行、药材、桐油等，每一个行业类别因为聚类销售之因，几乎都会遍布一整条街，于是在县城内便形成了很多特色街，街名也以所卖的货而定，如豆市街、花衣街、篾竹街等，闻名便知所售货物。
与船只本身有关的附属服务行业在十六铺也很发达，经营铁锚、铁链、绳索的铺子在十六铺也很兴盛，近十六铺码头就有一条铁锚弄，专门经营上述产品。另外一大批因船而起的挑夫、水手等脚力市场也遍布十六铺一带。十六铺真成了一个五方杂处，热闹非凡的东方大融炉。 十六铺作为上海出口基地，因为出口量大，政府专门在此设有海关，称作“南海关”，据说南海关的规模比租界一带的“北海关”还大。可见十六铺市集之巨。 明和清初时期，上海城墙里的街市，是江南二等城市的传统工商业格局，到城外东南的十六铺兴起后，一时成为县城外的闹集。这里聚会八方移民，各地方言杂呈，广东、福建、宁波、山东甚至东西洋语，都在这里交汇，生意兴隆，人口密度高于城里。当时有“一城烟火半东南”“商在东南”十六铺的称谓。 到道光年间，上海县已由最初的5条巷发展为“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而在县城东南方形成的第一个大集就是棉花交易市场。历史记载，城东南隅，每年八九月份，比户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近港的棉花交易市场由此形成，并使县城东南一带成为当时上海最为繁盛的地方，县城的东南一带其实指的就是如今的十六铺及董家渡一带。沙船的号子都集中在此，各地运载的南北货物也在这里集散，行号、店铺林立。商业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城市格局的变化。一些街巷开始越出城墙，而至今闻名的十六铺也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 一只小小的沙船就这样集成了一个中华第一大埠。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人生（1）…（图）
在众多的沙船商中，有两个人或许是不可不提的。一个就是沙船业的开启者，朱清。他是从一个流氓逃犯而官至高位，最终又被查抄，全家身首异处的人，他同时又是开沙船业官运之先河的人。另一个就是清朝一代船王，郁氏。 朱清，是沙船商中第一个书写个人传奇的人物。他是宋朝末年的崇明西沙人。最初只是一家杨姓大户人家的家奴，无法弄清他为什么一夜间杀主夺妻，然后逃亡到了海上，与嘉定人张结为兄弟，并勾结了一批无赖之途驾船海上，经营起了黑白两道的买卖：一方面在海上劫掠，一方面贩卖私盐。官府严查时，他从长江口航海北逃到渤海湾附近，追捕放松时又继续打劫。这样的经历时间长了，居然也就让他熟悉了南北海道以及沿海诸岛的情况。由此在元朝异族入侵，汉人拒降元朝时，他率先投降元主，为自己寻回了身份。来自内陆的蒙古族是少见河海的，他们既不识水性更不通晓航海，但得胜后的元朝，却有大批的财宝物资需要由南向北运输，同时每年的官粮也需从江南调入元大都，朱清也因此开始了他的人生一次次鸿运，直到有一天幻灭。 最初的合作应该是从至元十三年开始的（1276年），元朝丞相伯颜大军攻克临安，朱清受命将南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运入京师。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单买卖，并赢得了元廷的信任。此后命运一步步青睐他。 至元十六年朱清随都元帅张弘范攻克崖山，因此被提升为武略将军，佩金符。之后又因出征福建和山东有功，提为管军总管。
又过三年朱清和张两人一起向元廷建议海运漕粮，并毛遂自荐承担押运任务。元廷命他在上海督造平底海船60艘，装粮4。6万石，率领漕船自刘家港抵直沽，从此开辟了从上海到直沽的北洋航线。因海运漕粮首获成功，朱清又升任海道中万户。此后海漕逐年增多，至元二十七年南方漕米运到京城已达151万余石，次年朱清升为昭勇将军，都漕运万户统辖海港运输。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到直沽漕运首航路线已经数年试航，朱清、张等建言“此路险恶，踏开生路”另辟改进航线。自长江口直入外海航行，避开了江苏与山东沿海的浅险水域，使安全度有所提高，事故损失减少。同时改进了航期，使船期缩短。 朱清自创办海运后，富贵显赫权倾一时，不但自己加官进爵而且其家族也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朱清累官至江南行省左丞，皇帝赐其玉带，他的弟侄甥婿及属党、家奴一起被封为百户、千户者百余人。除此而外，你不能想象的是，鼎盛时期，朱氏家族甚至拥有钦赐钞板，在家就可自印宝钞，随印随花，以致“田园宅馆遍东南，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舆骑塞门巷”。
“元大德六年（1302年）江南僧人石祖近告朱清、张不法十事。次年元廷诏命将朱清及其妻子逮捕入京，并查封其家产，没收其军械船舶。朱清遂触石死。” 《金刚经》言：人生如梦幻泡影如电又如露，应作如是观。朱清的大贫大富的传奇似乎带有很大的投机与偶然。然而你在未来的岁月中看看，上海滩还接续了多少朱清式的人物。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在不断地重复缔造着这样的一些人，如果他们足够懂得抓住机会，又正好是在上海滩。朱清式的财富人生，是上海滩的一个版本。让我们再看另一个版本。 与朱清强盗出身而暴富的传奇人生，截然不同的沙船商，便是近代船王郁松年郁泰峰。世居上海县城内乔家浜的郁泰峰，经营沙船其实是子承父业。郁氏沙船业真正的开山鼻祖是他的父辈郁馥山、郁遵堂兄弟二人，他们年少时就开始从商，看到当时南北交通航运紧张，便认准机会营造沙船业，因此起家。兄弟俩感情融合，经营注重信义，不久就声誉鹊起，生意兴隆，家资巨万。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人生（2）…（图）
郁泰峰是郁遵堂之子，郁氏家业传到他手里时，仍是兄弟联手，不过是与他的堂兄郁竹泉一起，两人将船业作了进一步拓展，创办了后来声扬海内外的“郁森盛”沙船号，拥有船只200艘，其中大船80余艘，承办海运、漕运等任务。并创立商船会馆，竹泉任总董事。此外郁氏经商有道，除沙船业外，进行多元化经营，开设钱庄、商号、典当以及酱园、豆麦行等。其中光钱庄就有100多家，成为上海首富。郁家店铺便及县城。 郁泰峰是一个儒商，继承家业前，是个读书人，清道光年间的贡生，在家手不释卷。与堂兄合营沙船业后，仍然酷爱书籍，并且一身喜好读书，他曾花银10万两之多，搜集历代名著典籍约50万卷，建造了“宜稼堂藏书楼”，又选其中宋、元佳本，亲自校正，编纂《宜稼堂丛书》六种64本，计229卷，因而名闻大江南北。晚年时经清政府批准，与同行合作制机铸银圆，分一两（九八规元）及半两两种，是中国最早之商铸银圆。 小刀会起义时，郁泰峰目睹起义军的作为，居然衷心拥护他们，并曾出资购粮救济县民，贫民们感念他的恩德，作歌谣称颂。小刀会失败后，清政府因他资助义军有嫌疑，处罚银20万两修葺毁损的上海城墙。郁泰峰于咸丰十五年，把上海县南半城加固修葺并加高三尺，因此人称“郁半城”。
此外，郁泰峰不遗余力地培养英才，请求清政府每科为上海县学增加十名秀才，由此人称他为“郁家秀才”，还为他建牌坊。他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出资经营同仁辅元堂等慈善机构和设立育婴、普育清善堂。 如今走入南市的乔家路，这座具有明、清建筑特色的郁家老宅里，还居住着郁泰峰的第六代传人。这是一个记载着很多往事的院落。郁家后人说，当年出入郁家大院的，不是大官就是巨商。郁泰峰儿子郁荣培迎娶杭州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女儿时，其嫁妆用船在军舰保护下，由长江进入黄浦江至十六浦码头上岸，吹吹打打的队伍约有二三里长。郁家大院在各个历史时期还掩护过历史人物、革命志士。抗日战争前，邹韬奋为躲避特务的搜捕，曾秘密来大院养病。郁家曾利用大院幽深隐蔽，为地下党刻制印刷各种宣传文件。 清代，上海沙船业的巨擘有“朱、王、沈、郁”四家。朱家居首位，“家资敌国”，人称“朱半天”。郁氏船行，主要以郁松年、郁纯熙等家族为主，以经营从事海外贸易为主，将中国的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再从这些地方办货运回国内出卖，最盛时拥有沙船一二百艘。同时广设商号、钱庄，发行的钱票广泛流通市面。是清代咸丰年间的沪上巨贾，人称“郁半天”。沙船商郁润桂以善经营居积，拥有沙船70余艘，雇工2000多人。沙船商郁纯熙曾投资招商局一万两白银。
很多沙船商从沙船起家后，逐渐开始多元化投资，或开设钱庄，或投资房产，或开设商行，自营自销。用自己的沙船载运自己采办的商品，在北方低价买进货物，运到上海高价出售；再在上海等地低价买进货物，运到北方高价出售。往返一次，做两笔生意，以赚取地区间的差价。也有一些沙船商，通过运营沙船积起首桶金之后，干脆改换其他行业的，如久大沙船号的镇海籍商人李久亨，清道光年间，在上海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拥有沙船10余艘，码头1座。到同治年间，将沙船资本投入钱庄业。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寂没（图）
木制的帆船终是抵不过内燃机的动力船。每天每年递增的外籍船都在逼迫着沙船寂没，但是只要漕运权还在沙船商手里，也许沙船还能继续，咸丰六年（1856年）清政府也曾作出有利于沙船运输的规定，即不准外国商船贩运中国东北大豆，史称“豆禁”。在“豆禁”保护下，上海地区沙船凭借承运漕粮的收入和相关的优惠待遇（低课税、增加水脚银），得以维持经营，仍具有较强实力。 然而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为取悦西方列强，“以结其心而资其力”（同治《筹办夷务始末》），联合抵御太平军，取消了“豆禁”。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