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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一拨跨入上海的异乡人（2）…（图）
当时所有的远近贸易，都入吴淞口进泊黄浦江，上海县城东门外舳舻头尾相接，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闽广浙鲁客商云集，兑相逐利。上海港便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再来看看这时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关东的商人吧。 历史记载，“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楼船千百”，广东、福建人把槟榔这些具有南国特色的土产带到上海，其中糖、烟、苏木、染料、药品等类，每年运往江南的数量极大。广东的糖，在上海占有很大市场，《阅世编》提到：“糖蔗，取其浆为糖，产于江右，岭南诸郡，此地从未有也”。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广东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价骤贵，其后平藩归正，广糖大至，糖价就下来了。事实上，明清时期，在上海的广东商人中，经营糖业占了相当比例。返回家乡时，时常满载棉布、丝绸、陶器、茶叶等江南所产的货品，有时则单单运装棉花原料。“秋则不买布而止买棉花以归”，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棉布，而要采购在运输上并不方便的棉花呢，主要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用江南的棉花纺纱织布，满足本地需要，甚至还可出口东南亚。
福建泉、漳商人头脑灵活，善于经营，他们还把生意做到了台湾。在台湾与大陆沿海的贸易中，多的便是泉、漳商贾。从上海到台湾，这些福建商人“或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丝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从上海港运回的这些江南货品深受海岛人民的欢迎。 “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乾隆《上洋竹枝词》曾提到闽广船及从那里贩过至上海的物产：“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广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上海的客商属粤商、潮州人多势众，两地又下分帮派，仅潮州一地就有“八邑”之分：潮阳、惠来、海阳、澄海、饶平、揭阳、普宁、丰顺等县，福建则以漳州、泉州两地商民最多，下涉龙溪、同安、海澄等县。 浙江毗邻上海，地理相近，习俗相通。浙江素以经商见长，而宁、绍两府之民更因“襟山带海，地狭民稠”，长期以来一直有出外经商谋生的习惯与传统。与上海近在咫尺、宁、绍人捷足先登，早早来到上海开铺设店，他们带来一些咸鱼、干果、笋干、火腿、但更多的是从事区域间转输贸易，买进卖出，从中谋取利润。 此外清初期，上海港前往关东、山东的航线也十分繁忙。每年从关东运抵上海的豆麦数额巨大。豆以豆油、豆饼、大豆为主，由牛庄（今营口）、天津等口岸装载。另外，还从山东运回枣子、水果、腌腊制品、线粉丝等土产。而布、茶叶等南货也由沙船载往北方返销山东、直隶、关东一带。这条就是上海港的北洋航线。这条航线货运数量属大品种多，在当时上海各大航线中占据突出地位。北洋航运，除上海本地船户有所参与，较多的还是山东商人，其中，胶州、登州等帮派的船商都具有很强的势力，甚至能与上海税行协议航运贸易规则。道光七年（1827年），来自西帮及胶帮、登帮、文莱帮、诸城帮等船商代表，连同上海税行共同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条”，制定航运贸易规章。 随着港口贸易的逐年扩大，客商在上海的势力日益壮大。宁绍、潮州以及泉、漳等地的商帮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上海立足发展，必须设铺列肆，买房置地，“计在久长”。早在乾隆年间，潮州人便在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位置大约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外一带，靠近黄浦江，便于商人们进出港口。几乎与潮州人同时，泉、漳两府客帮集会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浜浦房屋基地，并很早建立他们的同乡会馆。于是县城东门外一带成了闽粤一带客商集聚之地。 从籍贯来看，近代上海开埠以前，在上海的客商除个别来自内陆府县外，大多数是沿海数省的商人，主要来自闽粤浙鲁。与因大运河成为“百货聚集之区”的苏州相比，苏州的往来商贾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多，而上海完全靠着海船、海运吸引了沿海诸地的商帮。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二拨上海异乡人（图）
江浙商人兴起，各地难民、流民 如果不是太平军与小刀会的出现，造成上海客商与移民的大洗牌，顺着清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沪的广东人毫无疑问会成为沪籍客民的主力军。 开埠后的上海，洋人和商人纷纷来沪，原本在广州贸易的也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所以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三分之二的惊人比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福建人与上海人相当不同，几位细心的外国人很快就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看来，“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 广东人到沪的特点是线拉绳团式的发展，因家族、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跟从小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也都在沪经营生意。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 然而19世纪中叶上海本地发起的小刀会，由于主要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都是客居上海的广东、福建人。小刀会起义也始终以闽广籍商民为主体。因此，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之后，闽广游民便在劫难逃。清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多达18条，都“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对福建、广东籍居民进行大清洗。直接导致了广东、福建帮在沪势力的重创，他们在上海客籍商帮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江浙商帮所取代，居民数量也锐减。 从此，上海再也不是广东福建移民的天下了。小刀会被镇压之前，广东在沪移民约有8万人，福建籍移民约有6万人，之后闽广两地移民数量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有21013人，福建籍有708人。与此相对应，江浙籍移民人数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客籍移民的主体。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难民来了（图）
历时17个月的小刀会的结果，使广东、福建人暂时离开了上海。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掀起，却使这里成了全国的避难所，人满为患，上海因为租界这块“安全区”的存在，几乎成了全国各地的难民所。 太平军的江浙战事以及于1860年6月及1862年1月、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临上海城下，一路袭来，强力冲击了原本富庶的江南，以前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变得一片荒凉，“各厅州县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大量人口外逃避难，涌入上海租界及城内。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作为江苏籍商人，明清时代素有“钻天洞庭”之称的苏州洞庭商人在这股声势浩荡的人口大迁移中避难来沪。严国芬在《洞庭东山会馆记》中说：“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河间。前清咸丰朝，发匪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征贵贱，群趋沪江，迨苏城陷，东山继之。。。。。。”江浙两地的其他商帮结集来沪也与洞庭商相似。他们的到来，使上海的江浙移民势力迅速壮大，逐渐成为上海客籍移民中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 在“丛集沪上”的难民中，除了较邻近上海的周边邻县、苏南、杭嘉湖等地来的难民，宁波及浙江其他县市来的难民，也有从远道而来的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地辗转来沪的难民；有中等殷实之家和万贯家私的官绅、地主、商人及并不富裕的文人学士，也有成群结队的贫民，都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1862年五月初，太平军围攻嘉定、浏河、昆山一带，“得生逃者，自昆山以东俱向沪地而来，蒲汇溏、漕河泾、老闸、徐家汇诸港口尽塞难船”。逃难人数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据说，最集中时，市区每6个居民中就有5个难民。 近郊的难民在战事稍平息时可还乡暂住，绝大部分难民则栖身艰难。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及大大小小水道上排列着各式难船，市内各处空地上盖起竹棚、草棚，在今天河南路以西，浙江路、湖北路以东的地段内，到处是像蚁巢、蜂巢似的简易窝棚，至于风餐露宿者更是比比皆是。
小刀会与太平军战事，对上海的社会与人口变迁造成深刻的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向和重心也由原来的城厢北移租界。上海客籍移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江浙商民逐渐取代了开埠初期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在城厢和租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众多的新市镇。上海也便迎来了不久后的破城发展。 700年过去，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