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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看球，也可说些轶事。“文革”后期我虽未“解放”，但已从干校回到北京，那时还不敢公开活动，怕引起麻烦。足球比赛看台有几万人，很难碰到熟人，因此和孩子一起去看比赛，有时碰到大雨，穿着短裤拖鞋，顶着雨衣，似在淋浴里看球，也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无独有偶，某次看球赛，在马路上看到“文革”前的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同志，穿着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举着毛票在等退票，原来他也是一位球迷。这些小事真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也画过一些有关足球的漫画。1935年左右，我在上海，但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漫画，我曾画过一幅题为《几万双眼睛和一只皮球》的漫画，当时我的漫画喜欢画人多的大场面，表现足球比赛就最合适了。那是我画人最多的一幅漫画，登在《时代漫画》一个满版。我画足球题材漫画也出过笑话，大概前几年，北京工人体育场要整修，停止足球比赛，过了一段时间，电视播放一场足球比赛，正巧那天又下雨，球场积水甚深，我想怎么刚修的球场就变成这副样子。
我画了球门浸泡在水里，一只青蛙在鱼跃抢球，而且在题上还点名批评了工人体育场。这幅画发表在《体育报》上，当即引起工人体育场全体职工的抗议，原来那晚比赛是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的，如果我仔细一点，工人体育场和先农坛体育场还是可以区分的，因此只有向工人体育场工作同志赔礼道歉。
现在年事已大，我又住在西郊，到现场去看比赛不可能了，只好在家里看看电视。虽然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足球队和球王球星，他们确有高超的球艺，但是看他们比赛，已不能引起我的激动。我就喜欢看中国球队和外国球队比赛，输了我自然不愉快，如果像最近中伊之战，我们胜了，那高兴是无法形容的。也许成了老汉怕过分紧张，因此在看电视时，希望中国队先踢进两个球，这样吃了定心丸，稳坐钓鱼台，就可以舒舒服服看球了。
我从50年代起就对我们许多球员和教练怀有敬意，我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像有些人熟悉电影演员那样。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东海看日出
30年代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高中上学，也喜欢看足球，当时上海中国人有个乐华队，后来有个东华队，有些球员身怀绝技，球王李惠堂是迷住球迷的第一人，守门的叫周贤言，大家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周铁门。后卫球员叫陈镇和，大概长在南方，皮肤发黑，抢球很猛，大家就爱称他“小黑炭”。还有一位前卫叫戴麟经，新中国成立后，大概在我们解放军足球队里当教练，他球艺好，球德也好，斯文踢球，报纸称他为“儒将”，是球迷崇拜的对象。
当时中国国势微弱，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旧中国政府又执行不抵抗政策，国难当头，但当时上海的足球却长胜上海外国球队，因此乐华、东华球队的胜利，球迷的欢庆也就包含了民族的因素了。
新中国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国家足球队，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力量还是弱些，但还使人感到他的长进，一些球员的名字还是常被唸叨的。我还在雨中骑着车去工人体育场，也在雨中批着雨衣看比赛，只是在80年代医生要我不要看足球比赛了，我才被迫停止了。
2002年中国足球队出征“世界杯”前，我画了《东海看日出》这幅漫画，我的要求已经不高了，但是输了……。
我原本也只算得三等球迷，自1993年害心肌梗塞，医嘱不许看球以后就很少看球了，后来也拣些比赛看，但先要中国队踢进两球，然后再看，或请儿子先看，告我方胜了，我再去看，这样心定，不会引起心脏急剧变化。
甲A联赛偶尔挑几场看看，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喜欢看弱队打胜仗。我住北京，但北京国安队输了我也无所谓，因此我的大儿子认为我不正常。
有些球员缺德，还被炒得火热，我也看不惯，收入那么高，当然比歌星辛苦些，但钱多了，我看不是好事。
现在还有几件事看不惯，一败就要教练下课，许多好教练都弄得灰头土脸有什么好处，培养好球员不易，培养好教练更不易，现在这种做法合适吗？
有些球赛的报道也不像话，前不久南方某报记者在该报报道中国国奥队和某国国奥队在上海的一场比赛，以一半篇幅去嘲笑，说外国国奥队穿着寒酸，不是名牌。这就奇怪了，这是足球比赛，又非时装表演。再说中国现在也还是才进入小康，去讥笑别人干什么？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茶事杂忆
喝茶大约和年龄有关，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洞庭东山的碧螺春是四十岁以后才喝到的。我生长在杭州，杭州茶馆甚多，沿西湖边的西园和延龄路的喜雨台都是大茶馆。至于点缀在杭州城里、西湖风景区的小茶馆和凉亭卖茶的就不知其数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也是一种对比。我们随长辈上茶楼，心不在茶而在桌上的黑白瓜子、桃片果仁和最后一盘枣泥油包；再一种乐趣是凭窗看湖边游人和湖中的游艇；其三就是看堂倌（现称服务员）用大铜壶在两尺远处注开水入茶碗，这真是一种绝技。
杭州西湖南山的满觉垅，满山丹桂和栗树，桂花盛开时栗子也成熟了，因为是“邻居”，新鲜栗子剥开都有桂花香味。我们在树下喝茶，剥着刚从树上采下的鲜栗子，实在文雅得很。
现在凡是西湖茶叶都标龙井，这自然是骗人的。那时确实只在龙井寺附近有一小片茶地，佛寺视为珍品，只有和寺里的住持是好友或是大施主，才能喝到上等龙井茶，一般人是喝不到也买不起的。
30年代初，我到上海念书。学生和茶馆无缘，只有偶然一次机会我到了四马路，即现在福州路的一家大茶楼，里面的茶客有提鸟笼的，有卜卦算命的、谈生意的，也有太阳穴上贴着黑色小方块头痛膏药的白相人（即流氓），真是三教九流会集的场所。那种杭州茶馆的雅致，连影子也没有了。上海流氓间发生冲突，互约到茶馆里去“讲理”，俗称“吃讲茶”，就是在茶馆里进行的。其结果大多是大打出手，我没有见过那种“盛况”。
1938年，我从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历时三个多月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达陕北参加革命，一路紧张辛苦自不必说。我在成都附近的绵阳等候去西安的商车，那些私营的长途汽车，时有时无，无聊之余就跑到一家小茶馆去，里面大约容得几十人，坐的是竹制靠背椅，喝的是盖碗茶，还有卖大花生的，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有皮影戏可看。我当时并不懂四川话，虽不懂其剧情，但皮影戏动人、有趣。那种川味茶馆的气氛，相隔五十余年还历历在目。
到了延安，真是一个新世界，旧社会和十里洋场那些藏污纳垢的东西全没有了。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延安物质生活是困苦的，但比起前方又好些。偶遇节日，或用发下的微薄津贴，还可喝上二两烧酒，但喝茶就更难。我想原因是当时奔赴延安的大部分是青年，即便老红军年岁也不大，参加了革命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品茶。陕北历史上又是人民生活甚苦的地区，温饱尚不可得，哪有心思去喝茶，所以延安连卖茶的铺子也没有。我们那时都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工作，都住在桥儿沟后沟西山上。延安是黄土高原，但在山沟边沿常常有野生的酸枣树，那是一种矮矮的灌木，我们常去摘些红色的小酸枣吃。不想王朝闻却另有发现，用酸枣嫩叶焙制成了代用茶叶，后来又加上山间白色小野蔷薇，就变成了“王氏酸枣花茶”，在西山风行了一小阵儿。延安不能经常吃肉，油水欠缺，也就无心再用茶叶去寡肚，因此并未作为革命文物流传下来。但也可以看出革命战士的一点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茶道是历代相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茶馆大都没有了，大家都有工作，没有闲功夫去坐茶馆。如果以为中国茶道就此衰败下去那就大错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贵宾，茶几上总有绿茶一杯；下至我们每天不计其数的大小会议，会议桌上必有暖瓶数具，很多人从皮包里拿出食品玻璃瓶改装的用各色各样的尼龙丝编织的杯套包着的茶杯。你喝香片，我饮乌龙，茶风之盛已经从茶馆转入会议室了。老百姓条件改善也常食肉，用茶去除油腻自不必说。
1988年4月我去四川，某日在成都街上，忽听到十分悦耳的川戏，不是那种简单的茶馆清唱，走近探头一望，原来茶馆里放着录音机，从茶客品茶间眯眼听川戏看，表情是十分满意的，真可谓茶馆现代化的先进经验。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说老不老说小不小
今年虽已七十六岁，但在许多文艺前辈面前，写什么文化老人话老年之类的文章是很难为情的。有时，我也被人误称为老前辈，十分尴尬，只好自称小前辈。“文革”时期，在干校我和几位比我年长的老艺术家都属“中央专案”，劳动强制自不能免，他们比我大几岁，因而劳动上的重活如扛麦种包、水泥包，养猪等，全都落在我身上，我也未沾到“老”的光。所以我只好算“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之一类。
但老还是暗暗地来了。三年前，家里妻儿老小就不许我骑车上街，我虽有六十年车龄，但她们说“你不撞他，他要撞你”，在大街上飞驰的乐趣失掉了；我从前喜欢喝酒，黄酒可饮三斤，虽不敢称海量，但敢与傅抱石对酌，最喜微醺时的境界，现在每晚一两低度酒，中外不拘。茅台酒置于前而不饮，自诩“坐怀不乱”。过去，晚上不是看书就是作画，现在晚上如“架上的公鸡”，好电视又不多，每晚十时上床已成规律；从前，好和人扯谈开玩笑，现在感到时间更宝贵了，很少去拜访亲朋故旧，也怕去占别人时间，近两年春节也改用电话拜年法。最近去某省，我的表外甥已有孙子，称我太舅公，想想姜太公的形象，并不是很悦目的。
有些退休老人有失落感，我不仅无，反有所得感，我参加革命后都担任一些工作，除“文命”十年，每天按时上下班，创作漫画均在午夜。60年代我和邓拓分住前后院，彼此可以看到对方的灯光，所以几十年来，别人称我漫画家，而我只能算是业余作者。三年前，我已不理全国美协日常工作，可以补我数十年想当专业之夙愿。不想离开一线，我和生活有了距离，创作反而减少，减少的原因，还在于漫画创作需要敏锐，但老年偏爱迟钝。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几十年的创作习惯，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虽然迟钝而不甘落后，每日伏案或阅读或作画或复函，老伴不免在中途喊一声：“该起来活动活动了。”
活动的方法是去附近邮局寄信，或去附近的自选商场及农贸集市买些好吃的水果、蔬菜、鱼肉，以便进行食疗，也达到了活动的目的。
我对饮食、生活、健康的态度是注意而又不太注意，是在乎而又不太在乎，例如应少吃肥肉，但遇到有肥肉时也吃它两块，以“又不是天天吃它”而自慰。
“文革”以前，天天晚间去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