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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前，天天晚间去游泳，“文革”期间虽在干校，门口又有大河而不敢去游，怕万一抽筋淹死，还要落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每早做气功（静功）、老年健身操、太极拳，散步一小时，我没有时间去想老，自我感觉良好。我保持和七、八位中青年朋友通信，有解放军、铁路电工、农民、木工、知识分子，我称这种通信为“精神上的青春宝”。
这就是我这个小老汉对待老年的办法。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我很喜欢书籍插图，一本书有了好的装帧插图，书的精神和格调就显出来，合乎身份的打扮，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爱看书里的绣像插图，凭心而论，那时的插图可怜得很，尤其那些石印本的图，艺术水平实在不高，但就是这样的书，书页也翻烂了。除此以外，也还有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童话，例如《阿丽斯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等，那些插图就更引人入胜了。童话的细节已记不清楚，但书中角色的画像，现在有些还记得，可见插图作用之大。一本书的插图也可以有各种版本。1984年，我去意大利访问，在佛罗伦萨就看到一个关于《木偶奇遇记》的展览，书中主角木偶匹诺曹就有各种不同风格的画法，每一个画家都可以在这个木偶王国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各显其能，看到这些插图真是叫人心旷神怡，儿童爱看，老头也爱看，可见插图之魔力。
现在，我们文学书籍的插图，比之那个时代，当然已经大为改观，但如果和今天文学书籍出版量相比，插图还是少了些。插图少的原因何在，我说不清，但现在有些糊涂观念是存在的，好像插图艺术并不算什么，只有国画、油画才算艺术似的，很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默默无闻，并没有在美术界和社会上得到重视和评价。
插图可以由各种不同的画家来画，例如版画家、国画家、油画家等等，在我国例如彦涵、叶浅予、古元就作过一些优美的书籍插图，当然还有不少在出版社工作的专门从事书籍插图和装帧的画家。去年北京举行过一次文学书籍插图展览，来稿就有四千幅，限于场地只展出了几百幅，风格、形式之多样，艺术上的突飞猛进，真令人刮目相看，其中大多是中青年作者，有的已经预示了大手笔的气派。中国终于有了一支插图队伍了，不能不令人高兴。
我在漫画之余，也曾为作家张天翼、陈笑雨，诗人袁水拍、池北偶的作品作过插图。我比较喜欢的是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陈笑雨的《残照录》和袁水拍的《酱油和对虾》所作的插图，我认为画得失败的是为《马凡陀山歌》和池北偶的《多刺的玫瑰》作的插图。这些书大多是讽刺腐朽的旧制度和讴歌新世界的，因此和漫画颇多相通之处。例如《大林和小林》童话中的人和动物已经带有浓厚的漫画色彩，使我的插图就有了一半的有利条件，但天翼同志童话的妙处在于并不捆住插图作者的手脚，使我去刻画书中人物时可以加油添醋、发挥想象。我作插图时，始终记住插图和原著是一种从属的地位，是配角、是衬托，千万不可去破坏这种主从的关系，因此，理解原著的主题和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点创作插图的经验，我实在写不出来，倘要硬写，势必胡吹，只好打住。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死猪不怕开水烫》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逐渐认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有不可分性。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去熟悉人民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有几位作家下去写了些当时感到很新鲜的作品，在鲁艺当时传说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有一小本本是保密的，记录老百姓的生动语言、成语、俗话和歇后语等。我一问，他让我看了，果然大有所得。这些成语形象鲜明，比喻确切，语言生动，是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富有哲理。我想如果用来作漫画，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也看懂了我漫画的意思，从此我也陆续搜集，可惜这些本本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日本投降，我去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把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画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群众一看就懂，部队也拿我的漫画去当时事教材。过去中国漫画的读者对象只限于城市的知识分子，现在工农兵都可以看漫画，大概总可以说是“大众化”了。
审判“四人帮”，张春桥在人民法庭上耍死狗，负隅顽抗，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这幅死相气愤得很，恨不得能揍他一顿，但又无可奈何。这时我起了几次草稿都未画成，忽然想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正合此时此地的张春桥吗？画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读者来信之多出乎我的意料，由此可见群众成语之艺术魅力。现在还是有许多新民谣在群众间流传，讽刺我们的不正之风，但是需要有分析地去采用它。
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萧乾的“塔塔木林”，也画了名记者浦熙修的漫画，这些都是我迄今也不能忘记的错误。有人说在那种大气氛中，任何人都不能免，但作为一种历史经验、个人的思想道德的教训，很值得总结和深思。
在当时，人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像我有盲从的一面，但也有怀疑的一面，比如对待法国的两位大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就不同。毕公因为是法共，又画了《和平鸽》，外国朋友来访时，回避了其他，夸奖和肯定《和平鸽》；对待马蒂斯就不如毕加索了，有一时期甚至要批判马老。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称马蒂斯是法国的齐白石呢？也可以说齐白石是中国的马蒂斯，这话我偷偷和艾中信谈过。
批判古今中外名作家，我也曾怀疑过，这算不算干涉别国的内政呢？批判中国作家，就以杜甫来说，用的是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1961年5、6月间，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老的长诗《兵车行》，据说是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犯了“和平主义思想”的错误。
怎么办呢，当时的批判是不容争辩的，只有检讨，因此杜甫必然检讨，画了《杜甫检讨》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境。画儿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有同志皱眉，有人悄悄对我说，你画这干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画属于我许多大毒草中之一棵，有人还说杜甫画得有点像邓拓同志。我的这些漫画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为了消毒，《光明日报》曾发表了整整一版文章批判我的漫画，《杜甫检讨》也未能幸免。
“四人帮”倒台，某日我碰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孔原同志，他告诉我《杜甫检讨》在报上发表，周总理看后哈哈大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殊荣，理应记录下来，但是绝不为此“翘尾巴”。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两个王羲之
我虽不会写，但我很爱看行草书法，看整幅字的构图、节奏和气势。如果狂草就更认不出了，只能看字的舞姿。有时我想，如果草书旁有一点用楷书写的说明，使人懂其意就更好了，反正店铺的招牌是不会请书法家写草书，更毋论狂草了。因为这是书法艺术，只能怪自己才疏学浅，不好去深究。但是我也往往收到一些不识者来信，他们也喜欢自创草书，表现在他们的签名上。这就使人麻烦了，回信时也写不出他们的姓名，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将他的签名从信纸上剪下来，贴在我回信的信封上，让他自己到收发室去认领。这类信多了，不免想画张漫画对这些草书“发烧友”开个小小的玩笑，因而创作了《考考王羲之》。
黄永玉看了此画后对我说：王羲之是个胖子，胡子并不向下垂而是唇上的胡子向两颊横生出去；鞋子有点像朝鲜人的式样，鞋尖还有点向上翘的。因之我对书圣的形象就不像我脑子里想像的和他书法一样漂亮了。
亚运会时各界表示对它的支持，各显其能，画家作画，书家写字，我在电视台上见一人用比拖把还长的大笔在广场上狂奔作大字，我想这大字只能贴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才能让人欣赏。虽然这样写字也还需要点功夫。说到大，现在有些人喜欢作极大的画，画长达几十米的长卷，做笔如椽，制墨如碑，像小澡塘那样大的砚台，好像个个都要拿世界吉尼斯记录似的。想到这些，不禁莞尔。
因此我作了《体育书法》漫画。画上题着：“今人喜大，大笔如拖把，大墨如碑，大砚如池，写大字如百米大赛，书圣王羲之得见，必大惊，自叹体胖，不能为也。”顺便把黄永玉告诉我的王羲之新形象也用上去了。有些漫画适宜于写几个字上去，以增其民族化的味道，此画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原画发表时并无题字的，但不可张张如此。漫画上构思的联想常常如计算机上的软件一样，储存在漫画家的脑子里，可惜我的计算机已经老化了，软件的信息大不如前，这是无可奈何的。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想不出题目的一张漫画
1982年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了一张日本建筑的照片，造型很奇怪，屋顶朝地，底座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