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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初译《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后改《西行漫记》。
我并没有想写征文的念头，但在纪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表五十周年活动之际，我想表达对这本书和作者的感激之情。
1936年以前，我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相反，我还受了当时国民党的反宣传，但是我也厌恶国民党和他们的军队，这些厌恶并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而是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等等一系列事实中感受到的。我不愿做亡国奴，我仇恨在上海日本租界里横行霸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我讨厌杭州、苏州日本领事馆和上海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我也讨厌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嫖妓纳妾。1936年，我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在银行里当了一名小职员，又目睹上海十里洋场种种腐败丑恶的现象，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内心处于徬徨、苦闷中。虽然在抗战前后有个别同事介绍我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言，但由于我根底太差，所以并没有引起思想上太多变化。
我的好友黄嘉音（可惜被错划了右派，后来死在青海狱中）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西行漫记》用大量的事实，给我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长期的造谣污蔑、反共宣传。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因此我几十年来对斯诺和《西行漫记》始终怀着一种崇敬而又感激的心情。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旧事重提
《光明日报》四十五周年生日，从我的漫画和《光明日报》来说，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5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长期发表的都是国际时事漫画，那时我虽兼《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实际工作已在美协，已不具体管报纸的美术、摄影了，时事漫画政策性甚强，不在报馆不好掌握，信息也不灵，久而久之就不敢画了。
当时画国内的漫画，顾忌甚多。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我想既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作国际时事漫画大多属于敌我性质，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既属矛盾，就有问题也应作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说过，讽刺要分敌、友、我，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不可滥用。我想了个“人民内部讽刺漫画”的题目以区别那些时事漫画。说来容易，要画这种漫画也是要冒着一些风险的，“暴露社会主义的黑暗”、“为敌张目、被人利用”就是常用的帽子，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了，因此当时报纸也很少刊登（或可说很怕刊登）这类漫画，很多漫画作者有了“反右”的经验也很怕画这类漫画了。
我在50年代末，曾应《光明日报》之约，画了几幅“内部讽刺漫画”，不想过了一阵，那位组稿的同志笑眯眯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画些这方面的题材，我心里也明白这位同志说的意思，就断了投稿关系。1961年，我和广东的王匡同志一起出国，他问我：“你给《光明日报》的那些画很有意思，怎么不画了呀？”我说：“他们不要了。”王匡嘟囔了一句，回京以后他见了穆欣同志，后来穆欣就派人来组稿了。当时我们两人确实说了这样两句话：“只要你登，我就敢画。”“只要你画，我就敢登。”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就揭发成了我和穆欣的反党密约和黑话。
我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东风》连续发表了几年“人民内部讽刺漫画”，这在当时的全国报刊和漫画作者都是没有的。因此“文革”开始，我就成为美术界第一个作品受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东风》刊登的许多我的漫画成了大毒草。至今不忘的某次批判会，把我的漫画和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结成了一对一，当时我坐着“喷气式”，侧眼想看也不允许，但批判时说邓拓怎么说华君武就怎么画，生扯硬拽就拉在一起了。
我现在还想到《光明日报》有一整版批判我在《东风》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漫画，想是迫于形势的“自我消毒”。俱往矣，不去说它了。
“四人帮”倒台后，一次遇到当时《光明日报》某领导，他笑眯眯地要我再为报纸画漫画，我也笑眯眯地回答说：“你们登了一整版批判我‘黑画’的文章还没有给我平反呢。”这位领导真的组织了一篇为我平反的文章，我看完清样后吓了一跳，请求“免予平反”，因为文章里说我的漫画是早已识破林彪、康生的阴谋而创作的。从九层地狱一下到了天上，到底是鬼是仙，我怕读者也要疑神疑鬼了。
我认为，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是从旧的阶级、旧的社会那里带来的，并不是新社会产生的，批判旧的就是扶植新生事物，这不是抹社会主义之黑，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漫画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报刊经常发表一些针砭不正之风、批判不文明的行为的漫画，已经说明这种变化是符合党和国家、人民一致的利益的。《光明日报》在那个时候敢于在《东风》发表那些漫画，应该说是有点胆量的，在我的漫画创作历程中也可说是值得怀念的一段。今年我又开始为《东风》作画了，写这一段往事以志祝贺。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邪正自明
1990年，我开始在几个省市举办我的漫画个展，也算画了几十年的漫画，应该有一个自我评价。我检讨了我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画了一批错误的漫画，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只能在展览的前言上表示了我的赔罪心情。其中首先是浦熙修同志，她是最早被我攻击的，所以“文革”后，为她举行追悼会时，我曾写了一封道歉的信寄给她的家属。
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污辱。
漫画发表后，也有一些情况未为世人所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不便向人去透露的，就是康生和邓小平同志对这张画的两种态度、两种意见。先是曹轶欧同志（康的夫人）告诉我，康生说我这张漫画画得好，夸奖了我一顿，原话就不必说了，当时我也十分高兴。不久报社领导也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了这幅画后说，以后不要画这种漫画了。小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他的话对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康生当时的面貌还没有暴露，还是“中央领导”，我也没有能力去分辨。时隔几十年后，现在邪正自明，从这里可以看到小平同志的胸襟和识见。
“文革”期间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在那里的五年中，少不了总找点苦中作乐的事情，这当然在林彪摔死以及干校死抓阶级斗争的作风小有改变之后才有可能的。
以前，我曾吃过广东的龙虱和桂花蝉，滋味不错。我想，知了也是蝉，一定也可以吃的。有一年夏季，我就和一个大家都叫他“小二黑”的孩子一起去黏知了。嘿！战绩还真不错。一次捕蝉可捉二三百只，拿回去先是用烤羊肉串的办法在茶炉上烤蝉吃，后来又嫌速度太慢，就改用大锅干烤，就可烘几十只。烤蝉最好吃的就是蝉胸上那块肉，颇有牛肉的滋味。后来一位医生说那是高蛋白，难怪这道美味渐渐地吸引了不少熟人来品尝。起初，大概一些属“阶段斗争”观念不太强的熟人来参与品尝，最后扩大到连队干部也有人来品尝了，真是大出意料。当时，真怕有人说我用烤蝉“收买”他们。
夏去冬来，树上再也不见蝉了。吃顺了嘴的我又把目标转到屋檐下那肥硕的麻雀，但我不会爬高掏雀，也不敢去找“小二黑”帮忙，怕万一摔坏了他，那就真正“罪该万死”了。正巧剧协有一位是帮田汉编《戏剧报》的老编辑，他叫司空谷。他这个人好像无所不能，劳动也是一把里手，他自愿帮我上房掏雀，真叫人大喜过望。于是，我们用竹竿、粗铁丝做成各种工具，用破棉毛裤腿做成网雀的口袋，备好了梯子和电筒，掏雀就在晚间进行。我当他的副手，他吆喝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做错了有时还挨他骂一声“笨蛋”。这样，一晚少则五、六只，多者可得二三十。
司空谷不吃麻雀，掏到的麻雀全部归我。我想，他的乐趣就是能掏到麻雀和对我的指挥权，我其实也非常崇拜他，所以，挨骂两声“笨蛋”也无所谓。每逢掏到麻雀，当晚我就把它们连毛带皮都剥掉，内脏仅留心肺，然后用酱油、黄酒腌一晚上，第二天用铁丝串好放在煤炉上烧烤。那麻雀一烤起来异香扑鼻，惹人垂涎。我少不了请些熟人（那时不能称“同志”）来分享，也有一些别的连队的“难友”是闻香而来的。戏剧家张庚、吴祖光、刘厚生，漫画家丁聪都来吃过，评价自不必说了，我忘了谁替我取了个店号——烧鸟华。
当然，这等事儿只能在大地封冻、无农事劳动时才能做，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
第二部分：业余工作我爱足球
从30年代我在上海上学起，就爱看足球。当时大名鼎鼎的“东华队”、“乐华队”的球星李惠堂、戴麟经、陈镇和、周贤言（即周铁门）都是我们的崇拜者。每逢假日有球赛，就去买最便宜的门票，坐在最坏的位子上，连看带喊，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球迷各式人等都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包打听”（即巡捕房里的侦探），这些人形象很典型，头戴礼帽（即现在西藏人戴的那种呢帽）、身穿深色大褂、袖口半卷、领口钮子大多不扣，一开口就是脏话，他们谈起球来如数家珍，还真有一套球经。那时看足球的大多是男性，我很少看见女性看足球的。
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如果和外国球队比赛，中国人就大声呐喊，为中国球队助威，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情绪在和外国人比赛时，依然有所存在。
当时上海有的大学，例如暨南大学和南洋大学（现在的交通大学）每年要举行一次校际比赛，各有学生啦啦队助威。球赛笛响结束，两队必抢足球，形成一场混乱，我就被人挤下看台。那时年轻，破点皮肉无妨，回到学校以后还可绘声绘色描述一番。
说到看球，也可说些轶事。“文革”后期我虽未“解放”，但已从干校回到北京，那时还不敢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