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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先后在金銮殿里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曲阜。
曲阜离泰山不远，皇帝们常常把祭山和祭孔连在一起，这就等于是祭拜了两座泰山。
孔子的泰山是一所学校，每攀上几步就积累一级学历；孔子的学校是一座泰山，每一级学历都泥石垫脚，直指云天。
汉高祖刘邦来得早。这位继秦始皇之后挟着大风统一天下的皇帝起先是看不起儒生的，但在面临治国难题时发现儒者陆贾和叔孙通的主意最可信也最有效，因此改变了看法，成了孔子学院中第一位不太专心的帝王学生。八十年后，他的后代汉武帝刘彻就专心多了，开始以儒学建立文化统治，孔子学院也就以“太学”的名义成了国家学院。
到了东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以后的明帝、章帝、安帝都相继到曲阜祭孔。
北魏的孝文帝着力于鲜卑族的汉化改革，把亲自前来祭孔当作一个重要事件。他着汉装、说汉话，带给曲阜的是北域的辽阔和英挺。
唐高宗李治来的时候显得比较拘谨，而真正把大唐之风带来的，却是那位主持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一派流光溢彩、富贵潇洒。
后周太祖郭威十分辛劳，在位才短短三年也匆忙来过。
宋真宗是在庞大扈从下封了泰山到曲阜来的，气氛比较沉闷。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来的时候就更有气魄了。他们都喜欢行走，对儒学的钻研确实也比较深入，因此仪容整齐，烈烈扬扬。
乍一看，这是皇帝厚待孔子；实际上，却是皇帝希望孔子厚待他们。有一些来自北方民族的皇帝，甚至只是希望孔子承认他们，收留他们。
锦旗鼓乐，马队御轿。走过来的皇帝不管属于哪个朝代，有着何种长相，来自什么方域，建过何等功绩，到这里都恭敬有加，为的是寻找同一种文化背景，同一种精神话语。
由此可知，何谓孔子。
由此可知，何谓中国。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尊孔，但这所孔子学院却一直开着，没有中断。有时也会冷落很久，但不知何时又有马蹄声响起，祭孔的大典又要举行。
孔子学院再度招生。
二
孔子学院的魅力，从一开始就激励了远近学人。
寻常的激励是投入孔子的门下，成为他的传人；深刻的激励是追慕孔子的风范，建立别种门派。
孔子的学说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以独立思想者身份开启了一个高于所有诸侯邦国的精神王国，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同时，他又展示了思想、精神、文化、教育自成体系的自由本性。这一点，被当时不少杰出的智者感悟了，因此很多学术流派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大家著书立说、互相驳难、快意争鸣。
这种由孔子学院带领起来的思辨大潮，掀起的时间比那些皇帝一个个来祭孔早得多了。那时的孔子虽然已经去世，基本形象仍然是教师和学人，还没有被朝廷过于隆重地供奉，因此不对别的学人构成压力。别的学人有权利大声地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对儒家提出极尖锐的批评，批评又被反批评，由此构成诸子百家。
最能体现诸子百家的健康生态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大约创办于孔子去世后一百十几年。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最多时达“数百千人”。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大多像孔子一样带着很多学生，构成一个个以“私学”为基础的教学团队。我记得刘蔚华、苗润田先生所著《稷下学史》一书曾列述稷下学者带领门徒的情况，还举出一些著名门徒的名字，并由此得出结论，“稷下学宫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我很赞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常有的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算不上“百家争鸣”。因为只要有几个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进来搅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讷讷难言。这样．不必多久，学宫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根据他们的学问、资历和成就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称号，而且已有“博士”和“学士”之分。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
出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宫解决得很好。学宫里的诸子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交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借用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宫否定了这种看法。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会失去思维的整体超脱性。那种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即便像管仲、晏婴这样的杰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为什么还要挽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宫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
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学宫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处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子的观点，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子在学宫中的地位。
齐国朝廷最感兴趣的是黄老之学（道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宫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高。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宫“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子，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宫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水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
学术争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就像当年在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迹徘徊时的感叹一样。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
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沟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古代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
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传授着课程。
三
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十四岁或十五岁；
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六岁；
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古波斯的大思想家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写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按其中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他去世那年正好孔子出生。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
有人说：“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琐罗亚斯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
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味，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