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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
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幅名为《雅典学园》（又名《哲学》）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欧洲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
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
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丰硕，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作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精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
当早就遗佚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
不管长处、短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实际的一项是：中国文化始终以教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
办学、办学、办学，一代代地办下去。由于办学具有最朴素的培育后代的理由，因此连专制统治者也很难全然扑灭。结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载体。
到了科举制度时期，办学更是找到了强大的国家靠山，致使东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学校。
科举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选拔各级政府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唐代重诗赋文采，宋代重经义学识，明代以后进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来从事管理工作，大体上“专业对口”。
这个设计，保证了幅员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一直有足够的文化人才在各地从事着行政管理，因此已被当代很多国际学者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选拔制度”。
这是从行政上来说的。其实更大的意义在文化上。
不难想象，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男子企图摆脱农耕生活的主要途径，它的考试内容也必然成了全国书生常年背诵的课本。即使仅仅为了做官，历代在华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日夜记忆着文化经典？表面看来，这是年轻的生命在向文化经典求索；实际上，倒是文化经典在向年轻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在一千多年间汲取了无数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够如此长寿，不断开课，无远弗届。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也就这样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学宫。只不过，到科举制度废止之时，天下学宫并没有倒闭。
一切制度都可以商榷，惟有立足本源的文教传统，成了这片土地最有韧性的经脉。
四
天下学宫未曾倒闭，并不是说它没有临近倒闭的时候。在历史上，这样的危机曾经频频发生。奇怪的是，都凭着人们的文化良知，渡过去了。
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学宫的漫长历史沉淀而成，而且共同的历史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在中国，不管遭遇多大的灾难，总有人悄悄地站出来，首先把教学的线头接上，把文化的断裂补上。而周围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参与。
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我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内战方炽，因此天下学宫“暂时停课”。家乡不仅找不到学校，而且也几乎找不到读过书的人。但是，就在这穷乡僻壤间，不识字的农民绝对不会用脚去踩踏一片有字的废纸。他们把文字看得神圣，在路上哪怕见到一角旧报纸，也会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拿到小庙香炉上焚烧，香炉上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
要出海打鱼，他们会到几里地之外一个会写字的先生家里，请他写一叠纸的字，压在船舱。因为他们确信，天下最有分量的是文字，足可抵抗怒海巨浪。
等到我妈妈在乡间义务开设“扫除文盲班”，而我也终于成了这儿第一所小学的学生，全村都像过节一样庆祝。
农民并不知道，被他们拿到小庙香炉里焚烧的字是什么意思。渔民并不知道，被他们用来为船舱压重的字写了些什么。村人也不知道，扫除文盲和孩子上学，对生活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盲目地崇拜文化，实在让身处文化中心地带的文人们无地自容。就像《白蛇传》里那个白素贞，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既不选择成仙，也不选择做妖，而独独选择变人，即使没有变成，也会让早已成为人的我们，羞愧万分。
白素贞为了变人，找了一个平庸的丈夫许仙。许仙身上有多少毛病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他是人。人们追求文化，也像白素贞，不在乎里边有多少差别，只在乎是不是文化。
文化的边缘地带是这样，文化的边缘时代也是这样。
我在年轻时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教育标志，因为那才是直接触动文明运势的穴位所在。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从一开始就全国学校停课，全国教师下岗，全国学报停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明古国是骇人听闻的，比“打倒”了那些老干部和无辜者（像我爸爸）严重多了。大概就这样闹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极左派受挫之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派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倡导重新开学、复课，把教师从农村和工地调回到学校编教材，于是就出现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
那些教师，大多备受凌辱而尚未平反，风尘仆仆而尚未休息，一听到复课就兴奋莫名，立即埋头翻书，勤勉执笔，像要把几年停课的损失全都加倍地补回来。尽管政治风浪并未停歇，所写文稿言不及义，或瘢迹处处，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们还是拼命般地快速编出了大批教材，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恢复了各个学报，在文化面临悬崖绝壁的边缘时代创造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但已足可证明，中华文化的复苏力毕竟大于破坏力，天下学宫的复课期毕竟长于停课期。
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并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因此，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就像伦勃朗的油画，由于背景是黑夜，微光下的人物群像尤其让人心头一颤，眼睛一亮。
很多年后，灾难过去，我曾到香港的两所大学授课，看到很多香港教授治学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我很熟识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和校点本《二十四史》，禁不住有点鼻酸。香港的教授们没有遇到过“文革”灾难的冲击，因此无法体会这一堆堆厚重的书籍包含着什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为天下编写教材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积淀成了行为本能的“天下学宫”。
更惊人的事情是，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年之后的1971年开始，与复课同步，中国文化古迹的发掘和考证出现了空前的奇迹。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长久沉淀的整体文化实力，是一场全方位的严峻考验。马王堆、兵马俑、河姆渡、妇好墓……这些震惊世界的地下迷宫，即便是仅仅一处，就足以牵动全国的文化神经，但那时它们像是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请，居然一个接着一个轮番面世！而中国，居然也像编教材和辞书一样，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一大批合格的发掘者、鉴别者、考证者、研究者，对每一个地下迷宫进行了安顿和阐释。
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孔子学院、稷下学宫开始就隐潜下来了，只等待着重大文化话语的出现。一旦等到，他们又从容镇定，完全不理会当时和今后的政治麻烦。为此，我曾一再对外国学者说，请不要继续片面地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连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都未必能够从容对付的古代文化难题，在灾难时期的中国，却有一支支大规模集结的文化力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地破解着，与当时荒唐而脆薄的文化表象构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不，明明是一场文化大灾难，由于撞到了悠悠文脉，刺激了浩浩文心，也就变成了文化大发现。
这种相克相生的吊诡现象，显然不符合“非白即黑”的政治划线论，因此直到今天连很多当代史研究者也苦于面对。他们说了那么多话，却一直不愿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最重大的历史文化，发现于什么年代。他们只敢说，那个年代只有破坏，没有发现。
文化大灾难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文化大发现？这是《周易》、《老子》的哲理，盈缩抑扬的规律，此处不作详论。比较简明的事实是，这些文化大发现让我们在灾难中惊讶地确认了孔子之前的伟大文化（例如河姆渡、妇好墓等等）和孔L子之后的伟大文化（例如兵马俑、马王堆等等），预示着一种更伟大的文化前景即将来临。显然，这又是孔子学院在上课了，只不过当时不少学生有点发晕，所以神秘老师拿出来的教材特别珍贵，足以振大地之聋，发历史之聩。
这一切，当然要比现实政坛上那些官员的上上下下、什么时候宣布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重要多了。文化的眼光，毕竟不同于政治的眼光。文化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政治的装潢，而是一种精神天国的裁断和预言，即便是再强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未必抗拒得了。
记得当时我最感好奇的是，一生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某种忧虑，掀起了“批儒评法”运动。有人说他是借此影射某位助手，这实在太小看这位政治领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了。他是在做一次告别性的自我询问：辛苦了一辈子，牺牲了那么多人，中国，会不会还是孔子的中国？他的这种不安感，来自于他对孔子的了解，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看看他满屋子的线装古籍，就明白了。
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学说，竟然如此苦恼地盘桓于一个现代革命家临终前的脑际，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只属于中国。
所谓“文明古国”，真不是随便叫的。
——此文纵想两千余年，围绕着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