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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
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
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
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
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
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
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
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
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
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
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
都不在话下了。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
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
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
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
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
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
“冒险”。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
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
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
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
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
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
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
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
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
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
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
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
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
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
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这就叫似是而非。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
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
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
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
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
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
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
的往事：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
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
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
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
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
又说：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
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
就是这么个逻辑……”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
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
平时的意见，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实现任何一个决议、意见，都需要条件。许多
条件要靠行政上支持、采取措施才创造得出来，而行政领导人——队长随时都可以
举出几十个具体困难，把他不十分喜欢或认为非当务之急的事给拖下去。谁也不能
责备，因为他并不是反对党委会的决议啊。
党委书记来了三个月，看势头不对，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凭着
长期政治工作的嗅觉，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队。三分队的曾刚，从三方面给党委书
记以帮助：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和主管工程师，他在自己分队里想尽办法创造条件，
按党委决议组织起真正的竞赛，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付诸实现。作为
团委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三分队首先成立了三个青年团监督岗，这就大大推动了行
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最后，作为一个同志，他帮助这位门外汉的党委书记在
一个月之内熟悉了造桥原理和施工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章志华原来想的是，先在三分队作出个样子，叫别的分队跟着走，也可以推动
队部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把三分队的一两点经验
传授给别的分队，是容易的，要把队长的根本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给各科室、各分队
的强大的影响扭转过来，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影响不改变，好东西也要走样子。
三分队的青年团监督岗推广到五分队，忽然变成了“表扬”岗，每批评一次甚么人，
就要在黑板报、大字报上表扬五次别的人，这是队长来过以后提的意见，说是必须
多表扬，监督岗才不至脱离群众。二分队的监督岗刚成立五天，就揭发了十三件分
队部、大队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负责任现象。第七天，团总支书记从大队部
回来，皱着眉传达了罗队长的意思：监督岗，主要是监督工人群众中间的问题，不
应把矛头指向领导，这样下去有损害领导威信的危险……
一个党委书记，总不能为每一件这类事情都去找一次队长。而且，桥梁队历来
的空气是不大容易展开什么争论的，如果哪个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见迎
头给以反驳，大家会觉得这“不正常”，在场的人都会有几分钟不大舒服。章志华
自然也不能一点不受这个传统的约束。况且，问题是即便你决心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来，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争个明白，也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对方躲着你的锋
芒，不肯应战。许多次谈话都是无济而终，不明不白地结束的。
四
我记忆里的罗立正，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抗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披星戴月奔
走在京汉路沿线的那个人。那时节，工作确实困难：工人要自己招，自己训练；器
材也要自己去找。
抢修桥梁的限期又十分急促。
多少次晚间，我们在帐篷旁边烧起一个火堆，一面烘烤着湿透了的衣裳，一面
海阔天空地闲扯。年轻人看着熊熊烈火谈话，又怎么能不海阔天空呢？
“等仗打完了，我还要修桥，”罗立正说，“把技术好好摸摸，带上一批人，
机器——那时候准有机器啦，到黄河、长江上把大桥一个个地架起来！……没有桥，
就没有路。造桥的人走过去，后面的人就不怕甚么大河、沟壑，可以一拥而过了…
…”
我们从造桥谈到造汽车、拖拉机，谈到坦克大炮，然后又回过头来谈到造桥。
“你们见过拱桥没有？”罗立正又问火堆旁的众人，自己回答说：“最漂亮了。
像条带子。咱们现在只能造石拱桥，要是能在黄河、长江上造一座钢拱桥，那该多
美……”
他似乎为自己的幻想害羞，轻轻地笑了。火光照着他红红的脸，发亮的眼睛…
…
经过六年时光，从前是梦想的，现在都有了。罗立正，就是这个人，已经在黄
河上造了不止一座桥梁，中国第一座大拱桥，也要在他手下竖立起来了。
奇怪的是，现在罗立正并不为这些感到兴奋。当然，回顾这几年成绩的时候，
他并不是不感到骄傲，疲乏的脸上也会露出微笑，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要说罗立正对什么事都平淡，那也不对。我的朋友有了新的嗜好。他爱打猎。
几乎成了规律，每逢星期三、四，他总要自己开着吉普车到旷野里去打黄羊。有一
天晚上——大概是星期四，他从城里回来，一见我，就把我拉到他房里，泡上两杯
红茶。一面擦着猎枪，他就一面连说带比划地对我开起讲来：
“奇遇，真叫奇遇呀！刚才路上，碰见五六只黄羊，见了汽车也不跑，倒站在
公路中间，伸直脖子，瞪着小眼睛看汽车灯。我把子弹装好了，瞄准了，手都扳住
了枪机，可是心忽然那么一软，就鸣了下车笛，把它们赶跑了，有意思，真有意思
……”
他自己跟自己笑起来。我忽然发觉，在讲小黄羊的这一刹那，他的容貌、神情
跟一九四九年那时非常相似，好像就在火堆旁边讲幻想那个模样……
然后，他又对我讲起另一次打猎时为了追赶黄羊怎么把汽车弄到草原上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抛了锚的故事。说完，就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匣子，戴上一只
放大眼镜，修理起表来。这也是他的一个新嗜好——晚上没事的时候，在静静的房
间里静静地修理修理手表、怀表。队部里的人知道队长有这个特长，表出了毛病，
都找他修理。罗立正呢，也把这当作一种消遣。
是的，罗立正变了。经过这几年锻炼，他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