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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官员获得好名声
当然，成官之美绝不仅仅限于司法审判。清乾隆年间，钱塘人许乐亭长期在陕甘两省作幕，颇负盛名。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兼漕运总督方观承到陕西督运军粮，延请许乐亭入幕，专掌起草奏折。当时平凉一带发生饥荒。许乐亭自行起草了一个奏折，奏请皇帝批准将购买、输送军粮的帑银赈济饥民。
方观承见许师爷未征询他的意见就以他的名义起草奏折，心里有点不高兴，且惟恐这份奏折惹皇帝不悦，怪罪自己，遂将它压下，不做任何表示。两天后，许师爷见自己的奏折草稿根本没被打算采用，就直接去找方观承，请他立即签署发出，否则即辞馆不干。方观承不愿失去这个帮手，只得亲笔修改后发出。不料乾隆皇帝见了此折，大加欣赏，以方观承能爱民如此，御笔朱批拨库银四十万两赈济灾民，并下令嘉奖他。方观承得知后喜出望外，连连感谢许师爷的用心。（《清代吏治丛谈》卷二）
导正主人、解除困境
义和团兴起后，清廷一度下诏向各国开战，军机处发出廷寄，要各地督抚限时焚烧外国教堂。袁世凯当时任山东巡抚，接到廷寄后立即转发。替他办理洋务的师爷徐抚辰是湖北江夏人，听说此事后极力劝阻无效，当下就打点行李走人。徐抚辰留下一封书信给袁世凯，力陈开战诏书只是“乱命”，会导致“以一国弱昧而服八国明强”的局面。袁世凯读完信后醒悟过来，马上派人追回徐师爷，并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追回已发的公文，转而镇压义和团，后来果然因此得到慈禧太后和列强的的赏识。（《世载堂杂忆·侧面看袁世凯》）
也有的师爷能替主人解除公务以外的困境。清末曾国藩的门生许振出任江苏布政使，当时曾国藩已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为两江总督，是许振的顶头上司。由于过去两人关系不好，现在成为上司下属后，许振即听说曾国荃已经准备好奏折要弹劾他，不禁焦急万分，赶紧向刚聘请的一个绍兴籍刑钱师爷讨教。
那个师爷听完来龙去脉后表示，事到如今，只好以情动人。于是火速在南京城里买下一幢大房子改建为书院，并取名“文正书院”，用以纪念曾国藩（谥文正）。开学那天，许振请曾国荃以及全省大员莅临，曾国荃不得不来。在此之前，绍兴师爷还替许振拟了一副对联挂在曾国藩遗像两旁：“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只见许振伏地痛哭，恭请曾国荃上书院匾额。礼毕，许振向全体生员讲话，说自己受先师之恩，毕生难报，所愿两江人士不忘先师恩德，刻志求学，继承先师。制军（指总督曾国荃）是先师之弟，大家见制军就如见先师一般。
他那一席话讲得感人肺腑，以至曾国荃回到总督衙门，就烧了弹劾许振的奏章，并说：“我如果弹劾许振，就对不起先兄了。”（《世载堂杂忆·绍兴师爷的妙计》）
成官之美，一举两得
幕友为主人尽心尽力之余，要替主人前程考虑，辅佐其获得良好官声。当主人有良政善举时，必须加以赞助辅佐，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从公的方面而言，官有良政善举，利国利民，幕友既为之佐治，自然有义务竭尽全力促其成功。从私的方面而言，为官员的良政善举出力，成官之美，使官员获得循良清廉的名声，也就是替自己做了广告，以后不愁失馆赋闲。儒家早有“君子成人之美”的传统，而幕友身为佐治的儒士，对这一传统自然必须身体力行。
第三章协助官员与胥吏斗法
书吏是地方官府的地头蛇，牢牢掌控各种陋规收入，把持地方行政资源。师爷的第一要务，就是帮助外来强龙对付地头蛇。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喜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中，描写了一个浙江省布政局司署书吏的神通。该书吏叫潘自业，人称潘三，在家中开设赌窝抽头，又惯于包揽词讼，找到穷秀才匡超人替他书写假公文，且“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拿来盖上，一天当中就办了两桩案子，赚进两百多两银子。他开导匡超人说：“像这些都是些有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指匡超人结交的一些杭州“名士”）缠什么！”潘三还带着匡超人去绍兴做“枪手”（代人考试），把匡超人打扮成在考场巡逻警戒的衙役，混入考棚，与参加考试的童生换过衣服，代考生作了卷子，交卷时又重新换过。后来，那位被代考的童生果然高中秀才，而潘三也得到五百两银子，分二百两给匡超人作“笔资”。
潘三被抓后，开列的罪名有十多款：“一、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一、私和人命几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颗；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述。”
一百多万个政府基层职员
潘三的形象是清代政府中胥吏的典型代表。胥吏，或称书吏，是古代政府中的职员，职责是具体处理各类行政事务，制作、誊抄、保管各种公文册籍。每个基层州县衙门都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分别负责有关事务。据《大清会典事例》统计，全国1418个州县，共有典吏15800人，平均每个州县仅10。9人。这些在法定编制内的书吏称“经制吏”，而在经制吏之外，没有编制的称“非经制吏”，人数要比经制吏多得多。
清人侯方域说：“天下之官冗，而胥吏更多，每县殆不止千人。”（《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另一位清代政论家游百川说：“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胥吏，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百人。”（《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除此以外，府、道、司、督抚及中央部院衙门也有大批胥吏，一般尊称为“经承”。至于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都察院的胥吏，则称“供事”，礼部书吏别称“儒士”。由此看来，全国总计胥吏约有一百四五十万人之多。
靠陋规来增加收入
前面已提及，清代胥吏很少有机会升迁当官，另外在经济上，胥吏也没有法定的、正常的收入。清代沿袭明代惯例，州县胥吏的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工食银”，而且到了康熙元年（1662），还下令正式取消州县胥吏的工食银。在这种窘困的情况下，胥吏的收入主要依靠种种“陋规”，即所谓“在山吃山，在水吃水”。比如征收赋税，经办的胥吏就有按比例向纳税人抽头的“陋规”；民间买卖房产、田产、奴婢，契约必须加盖官印，而胥吏就要抽取“心红银”；民间起诉要向书吏缴“挂号费”，当事人呈递诉状也要付“传呈费”，打官司时要交“纸笔费”，若不愿打官司，想私下和解，则要交“出结费”，等等。早在明朝，清官海瑞当浙江淳安县知县时，就曾革除六房书吏的“常例陋规”共计68项。（《海瑞集·淳安政事·兴革条例》）
倚仗地方势力玩弄长官
正因为胥吏可以赚这些“外快”，还可以像潘三那样借着衙门的掩饰做些欺压良善、捞取黑钱的勾当，所以胥吏尽管没什么法定正式收入，但居然还是个炙手可热的“公职”——绝大多数州县衙门的经制吏位置都要用银子来买得，称为“顶首”，州县长官如不将其治罪就不能轻易革除、撤换。编制外的非经制吏以及胥吏的助手如“贴书”、“帮差”、“清书”之类角色，也往往是花钱投充的。
胥吏都是当地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有一个由亲属、邻居、朋友构成的关系网，而州县长官却是远乡孤客，往往连当地话也听不懂；胥吏对于本地衙门各种惯例、成案无不精熟，官员则两眼一抹黑，面对一房子尘封的档案卷宗，即使有兴趣也没精力全部翻阅；胥吏盘根错节、世代相传，官员则在任满必走，号为“流官”。所以常言道：“强龙难压地头蛇”，实际政务常操纵于胥吏之手。
帮助“强龙”对付“地头蛇”
帮助外来“强龙”对付“地头蛇”的是师爷。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他引述一句传统的谚语：“清官难逃猾吏手”，认为官虽大权独揽，统辖群吏，但底下胥吏这么多，各以其精力来与官员周旋，随时寻找可乘之机，给官员布下种种圈套；而官员政事繁琐，要以一人之精力来提防胥吏、一一加以监察，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在此数量悬殊的“斗法”中，只有幕友得助官员一臂之力。
幕友可以根据各自负责的部分，分别监视胥吏，保护主人不至遭受其蒙骗。不过对于种种陋规常例，汪辉祖认为胥吏既无正常收入，陋规是其生活来源，幕友不能建议主人下令禁绝，断人生路，应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可过于挑剔。凡是旧有惯例仍允许胥吏收取，只不准新增花样。如有从中舞弊，过于伤害百姓，证据确凿者，就必须严惩不贷。
汪辉祖还表示，幕友与胥吏的目标不同，幕友追求主人在任期上平安无事，而胥吏则从中取利，往往喜欢惹是生非、骚扰百姓。所以幕友对胥吏的各项建议都要深思熟虑，即使看来完全有利无害，也要劝主人谨慎从事，防止上当。总之，“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第三章别让衙役坏了正事
各色各样的衙门差役，自定陋规，到处揩油，是衙门里的一群蠹虫。师爷必须睁大眼睛，谨防这些蠹虫到处啃啮捣乱，坏了正事。
清代州县衙门中人数最多、种类最杂的就是衙役。衙役也称“差役”，是政府勤杂人员的统称。其中略具现代警察职能的衙役号称“三班衙役”，即“站班皂隶”、“捕班快手”、“壮班民壮”。
名目繁多的衙门差役
站班皂隶因原来规定穿黑色服装而得名。他们头戴高顶黑红帽，身穿皂青布衫，肩膀上挂一条红搭包（也叫“搭膊”、“搭连”、“褡裢”，是一种缝有口袋的布带，可以挂在肩膀上，也可以缠在腰间），脚蹬皂黑色布筒靴，手里持根一头略扁一头圆、一半红色一半黑色的“水火棍”。当官员坐堂审案时，皂隶们在厅堂两侧“站堂”，维持秩序并传带诉讼当事人。当官员“洒签”（扔下指示刑讯的竹签，即“堂签”，每根表示责打被讯人五下）时，皂隶们就手持刑具，一拥而上拷打犯人，其性质有点近似于现代的法警。而当官员出外巡察时，皂隶们即前呼后拥，警戒开道。
捕班快手是专门跑外勤的衙役。类似于现代的警探。快手一般穿着便衣，怀揣铁尺，腰缠绳索，探听市井风声，侦缉犯罪案件，传讯或拘提被告和有关证人，同时搜寻证物。不过如果没有官府签发的牌票，只能对现行犯、通缉犯实行拘捕。至于壮班民壮，略似于现代的巡警或警卫，负责警戒衙门、仓库、监狱，并巡逻街市，护送过往的政府物资，以及押解人犯。
衙役的主体是三班，三班之外，又有专门检尸验伤的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