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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车子开到了劳教所附近一家门脸儿很小的理发店，科长朝我努努嘴说：“快去快回，别磨蹭，也甭想耍什么花招！你要是敢逃，我可不饶你！”
我往哪逃啊？就算逃，我一个糟老头子也跑不过你啊。
我推开车门径直走进理发店。招呼我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穿着红毛衣的女孩子，她看到我乱蓬蓬的头发和脏兮兮的一脸大胡子，先是吓了一跳，随即笑着招呼我坐下。
她的技术很好，并且是全套服务：理发、刮胡子、按摩头部。最后这一项服务让我很舒服，让我紧张了4个多月并接近崩溃点的神经得到了难得的放松，按摩完头部，脑子里一片轻松，似乎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做头部按摩的时候，我看着镜子，感觉很满意：“你这理一次发多少钱啊，姑娘？”
“3块钱，大爷。”
“咦？怎么这么便宜啊？”
“这里地面挺偏僻的，人不多，我这样还不是为了多找几个回头客。”姑娘打量了我一眼，笑着问道，“大爷，我多问您一句，我看您刚才胡子拉碴的，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我是国家干部，我是市建委的。”我有点尴尬——我总不能对她明说，我是国家干部，但是现在被冤枉了，在劳教所里关着呢。
“哦，”姑娘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停在门口的车身上印有“司法”二字的213吉普车，怯生生地问道，“您是坐门口这车来的吧，这车是劳教所的，我认识。我每天都看见这辆车打门口经过的。难道您是司机的亲戚？哎，怎么有个大盖帽老是站在门口盯着您呢？他想干什么？”
“是，我是坐这辆车出来的啊。我到劳教所来公干，哈哈……”我开始打着哈哈，我不忍心骗这样纯真的孩子。
小姑娘看着我难为情的样子，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便没有再追问下去，代之以善意的浅浅一笑。这次理发是我一年多的囹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愉快记忆之一，至今我还很惦记着那家小小的理发店和那个穿红毛衣的善良纯真的姑娘。
理完发后，顿时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整个身体都轻松了许多。回劳教所的路上，坐在车里，看着反光镜中的自己，感觉自己似乎又能重新开始战斗了。
洗了脚，又理了发，感觉清爽之余，我想起来我有4个多月没洗澡了！要不是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气味和脏得发黑发硬的内衣裤，我在基本的卫生要求得到暂时的满足后，或许还想不到我已经不可思议地这么长时间没洗澡了！我平时很讲卫生，这种状况我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劳教所里有澡堂子，但是一般都是管教和内部职工去洗，犯人们只能定期去洗，不能想洗就洗。理完发一星期后，趁着身体情况还不错，还不至于在洗澡的时候虚脱，我终于幸运地洗上一次澡了，但是管教规定，只能洗淋浴，只许洗15分钟，洗完后马上集合！
尽管只有15分钟，我还是争分夺秒地把身体冲洗了一遍，那叫一个轻松啊！至于因匆忙没洗干净的地方，我就在晚上洗脚时慢慢地以“蚕食”的办法一点点再洗。换上家里捎来的干净衣裤，我觉得自己又可以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始生活、开始斗争了。
第二部罪与罚（6）
李山林的司机光顾劳教所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在劳教所的主要活计是写黑板报和浇花，因为我的身体太虚弱，干不了重体力活。我做黑板报需要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作为参考资料，这样我可以冠冕堂皇地多读多看报纸，因此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工作的，做得自然也比较努力，就连吴所长看了我写的黑板报也很满意：“哈，到底是高级知识分子！”
一个晴朗的下午，天气难得的好。太阳暖暖地照着劳教所的院子，很多犯人干完活后坐在墙根里晒太阳。我则正站在一条凳子上写黑板报。
这时候，开进来一辆黑色桑塔纳车，车“嘎吱”一声停在劳教所院子里，走下来一个人，衣着光鲜。我一看，啊，认识啊，这不是李山林的司机葛明军吗？他来干什么？前文已经交代过这个人，此时的他已经在李的授意下“下海”当了一名大经理。
他和李山林于2002年被判刑后我才知道，他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把李山林以权谋私揽下的活儿转包给农村的建筑队干，吃了中间的差价后再回头孝敬充当他公司“高级顾问”的李山林。今天，他居然开着一辆有“司法”标记的车来到劳教所。我一看到他，就想起李山林，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没有看见我，昂然走过去，直奔大队长的办公室了。
冤家路窄，原来葛明军的一个亲戚正好是第三大队管理科的管教，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内情，只是隐隐地感觉一个女管教说话对我很生硬，但是一直想不起来怎么得罪的她。后来经一个老狱友提醒，才恍然大悟，从此更加小心翼翼了。
葛明军冲着走过来的第三大队一个姓李的副大队长打招呼：“李队，你好哇，好久不见了，哈哈哈……”李队长赶忙客气地让他进办公室坐。
李队长进屋之前，过来叮嘱我道：“老郭，黑板报已经做完了吧？上面来的人要检查我们搞理论学习的效果呢。”
我侧过头故意往办公室的方向看了一眼，问李队长：“这是谁啊？”
“哦，他是政府派来的人。”
不知为什么，一向性子还算平和的我此时突然发作了：“呸！他算什么政府派来的人，他就是一个包工头！一个不法奸商！”
我的情绪失控是有原因的，我冤哪！我被关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因为跟李山林这些人斗的结果吗？现在倒好，被我揭发的人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招摇，而我，一个没有罪的人，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脸色蜡黄，窝窝囊囊地在劳教所里抄黑板报，我心难平啊！
李队长听完后，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回了办公室。
我有点不放心，便偷偷找到了第三大队的队长问道：“队长，那个人来干什么的？”队长这个人是我的蠡县老乡，平时很照顾我。
“一个熟人，聊聊天而已。”又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他的说法跟李队长不一致，不对劲！
因此，在我追问了几次以后，他终于小声地道出了实情：“老郭，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是好人。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在大伙儿眼皮底下找我，否则，要是有小人一封信写到程维高那里，我一家老小还活不活了？”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这个你放心吧。”
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吸了一口烟，犹豫良久，缓缓地说，“老郭，你要小心，葛明军来没有好事，恐怕是要害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虽然有葛明军这样的人想算计我，但是我在劳教所里并没有遇到真正的生命威胁，而这些又与一些狱友的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年轻的狱友，进劳教所的时候还穿着一身绿军装。虽然也是新来的，但是他正值年轻力壮，力气很大，好像还会两下子。所以班长、副班长还有管教都不敢欺负他。
我看他穿了军装，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穿军装，他说：“今年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因为和乡派出所的人打架，他们就说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要好好改造改造。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弄进来了，要劳教一年。”
听完了他的话，我感叹不已。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可能就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我60多岁了，并不冲动，可也闯了祸。虽然我们的事性质不同，可我见了这个鲁莽汉子，还是觉得有几分惋惜，甚至觉得跟他有几分“同病相怜”。
“你呀，有事讲理呗！”我劝道。
“唉，我这个性子改不了。”他懊恼地说。
“可你也不该跟派出所的人打架呀，你真是个二愣子。”我叹息道。
旁边一个劳教人员开玩笑：“算了老郭，你还劝人家，你自己呢？连省长你都敢惹！”
这话呛得我无言以对。
复员军人凑过来说：“听说您老是因为揭发领导进来的？那我们要好好保护您！您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然现在哪来那么多贪官！”
听着这样简单而真诚的话，我心里感动不已：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被人理解，更多的还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淳朴的同情心，可以说这样的鼓励犹如一针强心剂，让我更加相信：这世界上好人还是居多数，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不仅是我个人、我们一家人都在跟这帮腐败分子斗争，我们背后还站着广大的民众！
现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身在何方，过得怎么样了。
第二部罪与罚（7）
半个月后，管理科的一位警察同志悄悄地找到我，说：“老郭，葛明军又来了，还跟所长躲在办公室里把门锁上嘀嘀咕咕了很长时间，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大恩不言谢，我明白这些善良的人们保护我的苦心。
因此，尽管葛明军他们屡次想加害于我，但是我却都能化险为夷。
除了身边这些朋友之外，我相信，冥冥中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支持着我。
几个月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4月16日傍晚，和我同住在平房里的一个劳教人员对我说：“哎，老郭，你怎么脸这么红啊？”
我一照镜子：可不是嘛！我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但是脸上其他部分又黄得像黄草纸，我心里暗叫不妙——我身体里的那帮老伙计大概又想闹罢工啊。
“大概是因为有点累吧，我早点睡了。”说完这些既安慰别人也企图安慰自己的话我就先躺下睡觉了。
睡到晚上9点钟时，我醒了，感觉浑身的不自在，燥热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也许是我的血压高了。感觉着血一阵一阵往上涌，口腔、鼻孔里弥漫出一股腥气，我开始恶心、作呕。我想我大概要脑溢血，我挣扎着对正准备睡觉的他们俩说：“麻烦你们现在去帮我请个假，我现在要去医院，不然我就不行了……”
他们俩急忙跑着去给我请了假，然后把我架出房门准备去隔壁的司法医院给我看病——对于他们给我的关心和照料我还是很感激的。
正要走到劳教所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说不能出大队门，但是可以把医生请过来，于是便让我靠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当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门卫倒是很有同情心，在门口来回地踱着步，急得直搓手：“这位老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事情，你这病就是气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才赶到，来人是个女医生，对我态度很恶劣：“干什么？还要我们亲自来？挺会摆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