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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习伞！ �
第二部罪与罚（4）
玉阁：
二九（我二儿子的小名——作者）捎来的水果收到了。没有见到二九，估计是他没机会见我。如果要和我见面，可多等一会儿，我见东西后肯定要出去的。可能是光业（我的弟弟——作者）捎来的白山药，告诉他们什么也别送，尤其是生东西，送来弄熟非常费劲。还惹得梁科长说我几句，心里难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放了山东加强信访工作，以促使（进）反腐败斗争（的）消息，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山东人民的检举也许有反映高层领导的，反映的事是否都能查清楚呢？我反映的问题是有证人的，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是事实，没有伪证、制造假证。昨晚广播海口市司法局两个领导用下面的钱替局里办福利，两人撤职，留党查看。所以常听到这些新闻（非常）受鼓舞。你和我见面很难吧，实在不行（就）记住，4月28日是正常接见日，上午900—1100，你和二九来，别人不要来。这里领导的意思我看得出，（就是）叫我平平安安住一年，不出事，也不叫我死，也不要找上边纠正（这样）的事，也不让你们找，这样大家没事，可是这事不找怎么行呢？你们不要看我这怎么样，你们该积极找就积极找，纠正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以各地和中央纪委对待检举和确实保护检举人的政策规定（为标准），我的信该是没什么事的，应属正常检举，怎么河北和别的省就不一样呢？他们查“大蛀虫”有眉目吗？我写的几封信其理由均表述（明白）了，在向中纪委反映时有些语句要用上的。关于查刘秉彦的事和不让正常接见这些不正常的事一定要向中纪委反映，说清他们（竟然）查提意见的刘老和（因为）对我处理不公才不让接见（的情况）。
4月12日
待着无聊，又想念家人，有机会只有写信，惦着你的身体，千万注意保重。要乐观，斗争就是幸福，用马克思的名言激励我们吧！前几天写了一（封）信给了人，估计还未找到机会寄走，我也不去要了，再写一信，内容相近。我在这里二个月了，我看准了，谁也怕得罪上边，对于我（他们）只有不声不响的叫我住着，不叫我和你们找中纪委，别给大家惹麻烦。在新班时，一些人同情我，别的队里的管理人员也同情我。梁科长3月份第一次和我谈话时说：“让家里人找找，也许很快平反，也许时间很长。”可是后来多次口气坚定地说不让我找，不让家里人找，见面时不能提我的事，只能说家常，再提我的事就是我太自私了，不为孩子前途着想等等。如果我孩子的单位领导知道我劳教，孩子肯定受影响。我被劳教不是找不找的问题，事实是劳教，不纠正才真正影响孩子呢。梁昨天又说，你为了全家，为了孩子的前途，只有老老实实在这住两年。崔队长也给我说过，你不要提，别说这事了，住上一年，甚至还不到一年，就能出去了。还说过，上次我写信提到他了。如果别人知道这件事后，给程维高写封信，说他同情我，受连累。当然我不能连累别人，但从这些谈话和态度前后变化中可知，他们是统一了思想，我住在里边，他们（自己）别出事，别惹麻烦。另外我觉得（这些事）给了我一个信号，可能是从上边下来的意见，不让咱们找。因为当前的主流是反腐倡廉，鼓励检举高层领导人，对省部级以上领导规定了要严格自律等等。如果我们找，说不定他们要被动，如果上边说我是正常检举，对我的处理就是错案，有人要负错误处理的责任，所以省纪委压着不让咱们找。不让接见就是这个道理，可能他们不让你知道我写匿名信（的）内容及信中内容的真实程度，以及证人和我在看守所（的）受审情况，你没法找中纪委等中央部门。这样我白受罪，不了了之，或者多（关）押一些时间以使他们接着查“大蛀虫”（的作者）和有人检举×××多占住房等问题的匿名信。他们对我封锁任何联系（途径）。我正月十五给公安局杜处长的信，他们审查后说丢了，找不到了，实际是不让我寄。当然，寄也没有用。只是当时知道中纪委和监察部制定的“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后，一时兴奋写的，丢了就算了。因此他们越怕我找（中纪委）应该越积极才是。目前看，我认为我分析的有道理，先在中纪委部门找到关键人物。因为“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解释权在中纪委和监察部，只有找他们解释和解决。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或者阻拦我们，只有纠正了，才不影响孩子。劳教还能瞒得住吗？前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山东省鼓励号召检举、加强信访工作以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消息。这几天还播了些反腐败的案例。西安播了建筑市场混乱（的问题），不是行业管理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河北建筑市场前几年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省委书记参与，给老乡南京二建亲自出召（招）揽活，这样使得建筑市场十分混乱，并且政治化了。当地的建筑公司和社会各界反映（应）强烈，无疑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党的形象受损。因此，用什么词检举程等人的行为也不过分。你们积极找，又要慎重，哪怕第一次失败也不要泄气。原石家庄开发公司经理50岁出头时被判刑13年，（罪名是）受贿600元，还有挪用公款。在狱中住6年半，去年平反出狱，多次上（申）诉，终于平反，（前后时间）长达6年多。况且我（只）是劳教。在看守所后20天，所领导说我的事查清了，没什么事，还说“罪与非罪没有明显的界限”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所以我以为不会判什么刑。从现在的鼓励检举、保护检举人的合法权益，鼓励检举高层领导人，对高层要求严格等方面的大的政治气候（看），我也是属检举范围。他们没查程怎么知道我检举的不对呢？如果有点小差错，对我敢于按中央部署，检举高层（的行为）也应鼓励。你告诉光业等（人），千万别说我过去的任何事，因为梁说我：“你跟人家斗，斗了几年你现在怎么样了！”这不知（是）谁漏的，是梁从光业那儿给我拿来了生麻山药时说我的。告诉任何人，不要送东西。什么事，（包括）找上边（要求平反）都要保密。
4月14日
第二部罪与罚（5）
苦中作乐
过了约两个月，管教准备将我们这个新班的人往老班分的时候，所里领导决定把我单独关押在牢房所在的大楼西侧的平房里，还说不能让我这样不安分的“政治犯”到一般劳教人员中间搞“反党”、反程书记的宣传——也真承蒙他们这么看得起我，这么抬举我的策反水平。
不过这下我倒是相对自在点了，至少不用打地铺睡床板挨冻了。跟我住在一起的两个人是专门负责养狗的——那些狗是用来防止劳教人员逃跑的，一个个小牛犊子般大小，而且都很凶。到了晚上，劳教所就把这些狗放出来，以防劳教人员逃跑。另外，这两个人也是奉命（具体是奉谁的“命”我就不知道了）负责监视我一举一动的。
但是平房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和杂志，因此我在精神上反而比被关在楼里面的时候更加痛苦、寂寞了。
4月底的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跑到楼里去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河北的新闻节目。这时候恰巧播到国家在河北召开整顿建筑市场的会议，我边看着电视边和身旁其他劳教人员议论起此事来。
那两个负责监视我的人听说我在“搞反动宣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立功机会，马上向所长揭发我的“不轨”行径。
领导立刻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刚才不在屋里老实待着，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就是想看看电视。”我说。
“看电视？那你跟其他人瞎说什么？我看关你一点都不冤枉！”他一拍桌子，气愤地吼起来。
“我看新闻，学习中央文件政策和相关精神，有什么错？我说了几句实话，有什么错？”所长最后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也不客气地反驳。
“你们俩给我听着，以后郭光允要是再跑出来搞阴谋搞策反，我惟你们是问！你们俩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滚出去！”所长开始迁怒看守我的两个人，大发雷霆道。
从此我几乎被剥夺了全部获得消息的权利，在信息上完全与世隔绝了（除了让我利用出黑板报的机会看几张旧报纸以外）。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和其他人聊天的权利了。这是无形的折磨，无形的摧残啊！
幸亏家里想方设法给我打通了劳教所上上下下的关系，才给我捎来一个小收音机，否则这样下去我肯定要得精神病的。彻底被剥夺精神生活对于我来说，绝对不啻于判处我精神上的死刑，这比在肉体上消灭我差不了多少。
原来，他们倒不是怕我了解新闻动态，而是怕我“策反”、联合其他劳教人员，搞乱劳教所的正常秩序。
我拿到收音机时的心情，不亚于孩提时代从奶奶那里得到一颗青枣作为奖赏时那样高兴！我甚至顿时感觉自己已经飞出了劳教所的高墙，获得了“解放”——有了这个宝贝，我的监禁生活从此不再那么可怕了。我只要不睡觉，就一定把它开着。通过它，我才可以了解国家大事和社会动态，把握世界风云，享受娱乐生活——它成了我最亲密的伴侣。通过它，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现实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生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收音机据说是被缴上去拆开检查了一遍后再交给我的——他们害怕我在收音机里装小电台搞“地下”阴谋活动。所领导每当看见我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时候，都要上来叮嘱我一句：“只允许你听文艺节目，要是让我发现你听新闻，马上没收！”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我由于长时间不洗澡、不洗脚、不理发，身上很不舒服。实在受不了了，我跑去向管教要求：让我出去买一个暖水瓶洗脚，并且理一次发。
“我不会跑，也没有阴谋。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让管教腰里别着枪押我去。”我对科长下了这样的保证。
科长盯着我看了半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而且因为我是特殊的犯人，是“省纪委的人”（某省纪委领导语），所以勉强同意并安排管理科的司机开上所里的北京213吉普车，押送我出去办这些事。
上了车，我注意到，车窗被蒙上了墨绿色的帘子。
难道他们害怕吗？
到了商店门口，那个科长不放心我，于是便派同去的另一个管教去买暖水瓶，让我在车上等着。当我拿到那个红色外壳的暖水瓶时，真是百感交集。回想一下那4个月洗不上脚的日子，现在我捧在手中的东西真的不啻为一个宝贝、一件奢侈品了！
这时车子开到了劳教所附近一家门脸儿很小的理发店，科长朝我努努嘴说：“快去快回，别磨蹭，也甭想耍什么花招！你要是敢逃，我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