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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的确是醉心于比较研究的学者之外，这也可以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否定温州模式。它所宣扬的，其实仍然是发展集体经济优越于发展私人经济的哲学。这对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的冲击是很大的，对温州官员和老百姓的冲击自然就更大。
第一章 是非温州论高低，是是非非（2）
历史好像是专门与有的人过不去似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私人经济在中国宪法上的地位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不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几大模式的自身实践给这个模式比较研究做出了结论。不是苏南模式取代了温州模式，而是温州模式取代了苏南模式。越来越生气勃勃的，越来越富有活力的，越来越兴旺发达的，只有一个温州模式而已。因而三大模式比较研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比较研究所肯定的主流从苏南模式变成了温州模式，并且出现了把三大模式统归于温州模式的趋势，有的学者声称今后不必提苏南模式也不存在苏南模式了。最带权威性的是2001年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与会的专家们称：广东模式、苏南模式现在统归于温州模式。这表明了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一个认同感，对温州模式的一种新肯定。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论文——《“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的终结》，对两种模式的历史命运有一个甚为深刻的概括。
董辅说——
在80年代中期前后，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这是关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选择怎样的模式之争。争论异常激烈，甚至上升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发展的实际成效的比较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之后，到90年代末期，这两种模式之争，以〃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化而告终结。
为什么会以“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的转化而告终结呢？董辅指出，这两种模式有四大“根本区别”：
一是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苏南模式则是在农村发展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非农产业。
二是温州模式的非农产业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苏南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乡镇政府。
三是温州模式的企业是完全在市场的指挥棒的指挥下运行的；而苏南模式的企业的生产起初主要是为满足公社社队内部的需要而进行的，以后才转向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但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者仍然是政府。
四是温州模式中政府的职能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硬软环境）和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等）；而苏南模式的政府与企业难以分开，在一些乡镇干部更兼企业的领导人，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权。
董辅还论述了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演变的过程，他说在80年代，“苏南模式”备受推崇，以致在产生“温州模式”的浙江省的北部，推行的也是“苏南模式”的道路，而“温州模式”则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虽然，两种模式各有长处和短处，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日益显现出比“苏南模式”更具活力，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与，更具竞争力，更符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苏南模式”则日呈颓势。这是必然的。在实行“温州模式”的地方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苏南模式”却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众多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亏损企业大量增加。如在1996年10月，苏州亏损的乡镇企业比1995年同期增长31％。在此情况下，实行“苏南模式”的地方先后实行了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大部分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变为非公有制企业，同时，鼓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限制或禁止）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也就是说，向“温州模式”转变。另外一些企业则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温州模式”中也有一部分企业改制为这类公司）。2000年和2001年我到苏南和浙北一些地区了解到，那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进行得相当快，不少地方改制已经基本完成，非公有制企业已占最重要的部分，与温州相差不多。实践表明，“苏南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相反，“温州模式”则成为各地学习的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
董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他的评论应该是非常客观的、严肃的、科学的。
历史能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但高兴之余要冷静，因为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有的绝对化的断言应该说是不妥的。苏南模式曾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不是谁说不存在就没有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总是多样化一些为好，越多越好，不能单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总是多一些为好，多比少好，不可单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温州模式，也需要苏南模式，需要珠江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温州模式，也需要苏南模式，需要珠江模式。如果过去说苏南模式比温州模式高级是误论，那么今天说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高级，也可以讲又是一个误论，不能再那么误来误去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一定要跳出非评判个谁好谁差不可的思维。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民的创造，是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的。温州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富活力的一部分，温州模式是应对加入世贸的。我们只能说，温州模式更有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更适合于作为发展中地区的借鉴。我们不能说，温州模式比其他模式高级，可以代替或统一其他模式。
历史要求的只是真实。我们不欢迎别人否定温州模式，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捧高温州模式。我们所要求和希望的，只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温州模式，实事求是地评判温州模式。
第一章 是非温州谈价值，是是非非
对温州的争论，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温州模式有无价值？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否认温州模式价值的争论越来越少，但争论的力度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否认温州模式价值的代表性论点是：温州模式没有任何价值，温州精神才有价值。
请大家注意，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没有任何价值”。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任何”是指“不论什么”，也就是说包括一切。因此，如果说其是全面否定温州模式，总不会是冤枉人了吧！
当然，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多。
幸好，温州模式有没有价值，不是由学者的几句断言决定的，不是谁说没有价值就没有了价值，而是由其本身的作用所决定的，由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所决定的。
温州模式的实践，这个全中国人都看得到。
温州模式的作用，这个全中国人也都看得到。
请否认温州价值的先生看一看吧——
全国各地的那些温州城，是不是体现了温州模式的价值？
全国各地的那些温州村，是不是体现了温州模式的价值？
全国各地的那些温州商会，是不是体现了温州模式的价值？
全国各地的那些温州课题，是不是体现了温州模式的价值？
岂只是在中国，还有海外关注中国改革的人士。连在美国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的，也有把博士论文的选题选为温州模式，万里迢迢跑到温州来做专题研究。如果温州模式没有任何价值，怎么能热遍中国热到外国，又怎么能热那么长时间？已经热了20年，看来还会热下去。
其实，争论者本身就存在悖论：否认了温州模式，没有了载体，又哪里来的精神？
对温州模式有无价值的争论，从温州出现在中国大地开始就给予关注的学者、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教授说得好：温州的贡献主要不是温州在经济增长、治穷致富和结构转换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而是作为温州模式的发祥地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先行者，她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
2003年10月11日，在温州举办的“商人和温州精神论坛”上，张仁寿教授以八大贡献概括了温州模式的巨大价值——
一是使人看到了民间的力量；
二是使人看到了市场的力量；
三是使人们看到了分工的力量；
四是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
五是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政府的有限边界；
六是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
七是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
八是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
张仁寿教授说的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
其实，温州模式的巨大价值，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启迪之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取向，只能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私人经济。如今对市场经济是认同了，对民营经济是认同了，对私人经济也可以说认同了。但认同到实践，到落实，到普及，不能不有一个过程。特别重要的是，说发展私营经济可以，说改革的取向是私人经济，恐怕还不一定能得到认同。
启迪之二：中国城乡发展的取向，只能是城市化，早日城市化，全面城市化。不是离土不离乡，不是小城镇化，也不是城镇化。早在1984年，温州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农民城，影响遍及全中国，涉及海外。可惜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第一座农民城所带来的城市化意义，没有把中国城乡发展的取向放在城市化上，而只是放在小城镇上做文章。如今已过去整整20年了。不用说在20年前，就是能早几年肯定城市化的话，温州农村的发展，中国农村的发展，可少走多少弯路，可加快多大的步伐啊！
启迪之三：中国农民富裕的取向，只能是工业化。
如此等等，启迪还有很多很多。
最能说明这个价值的，就是如今温州的老板，已不再仅仅是温州模式的代表，而是浙江改革的代表，浙江新商人的代表——北京浙江商会的会长，是温州老板；上海浙江商会的商长，是温州老板；新疆浙江商会的会长，是温州老板；湖北浙江商会的会长，是温州老板……
温州模式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
第一章 是非温州求名实，是是非非
围绕着温州模式，还有一个名与实的之争。
有人说，名与实要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