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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最大的，是李瑞环在视察温州之后的一通讲话。
他要温州官员：“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
他给温州的官员积极减压：“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他还对当地的官员说：“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这谁也没有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一番南巡谈话，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正了方向，也给温州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在句号之后，有的人还会再做这样那样的文章，但大的句号已经画上了，温州人再也不怕那个姓“社”姓“资”的争论了。
温州人是不再怕了，可是有人仍然还要问一问。这个问，当然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了。
不过，对温州模式姓资的责难，并没有完全消失。
有过所谓“公私比例”问题。代表性的说法是：比例不大是姓“社”，比例大了难道也还姓“社”吗？
有过所谓“补充主体”问题。代表性的说法是：“补充补充”是姓“社”，变成了“主体”难道也还姓“社”吗？
如此等等。
然而这些非难，已经形不成大气候了。因为在理论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对此都逐步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对一个地方来说，公私比例不再是一个问题，私营经济的比重再大也是社会主义；补充主体也不是一个问题，私营经济唱主角也是社会主义。
温州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温州模式也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
温州不是给中国社会主义抹黑，而是给中国社会主义生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到温州进行考察。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对温州给予公开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同志说：全世界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温州人用上海话来讲是“一只鼎”，用北京话来讲是“倍儿棒”。
朱基同志说：弘扬温州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们应对WTO的良策。
1998年3月9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报告时说，我只讲一个观点，温州的经验值得重视，很值得总结。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我在1986年到过温州，作过一次讲话，回来后也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又第二次到温州。我觉得温州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的观点，要重视温州，总结温州经验，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温州有很多华侨。温州经验值得研究，要大力推广。
最为令人感动的是，1998年12月，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田纪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专门接受了温州晚报记者的单独采访，对温州模式作了专门的评价。这在温州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温州模式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2002年3月8日，田纪云在参加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审议时，对温州在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发展经验再次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温州率先冲破阻力，打破传统模式，闯出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利用民资发展经济，发展效率很高，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现在走上了“阳光大道”。他还说：温州模式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
如今，再说温州模式是姓“资”的，公开的那是不大容易找到了，暗地里的则很难说，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了。据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透露，即使到了党的十五大以后，即使国家宪法已经写上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仍有官员发话，学者断言，温州模式只能在温州发展，不宜推广到别的地区。
为什么不能推广？该书没有透露。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会不会仍然是一个姓氏问题？但愿，但愿不是！
但愿，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争论了。温州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今天不需要，明天也不需要；百姓不需要，国家更不需要！
第一章 是非温州论高低，是是非非（1）
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戏剧性，围绕着温州模式的争论也有戏剧性。
对于温州模式，有人在难以直接否定的情况下，就来一个间接的否定，就是把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对立起来，把苏南模式说成是高级的，把温州模式贬为低级的，并且有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口号：比较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来，就有一批政界人士、理论界人士、新闻界人士，不断地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原来的出发点是良好的，那么后来就变得复杂了。尽管也有人在研究中把温州模式摆在比较值得提倡的位置，但比较研究的主流是更为提倡苏南模式，总是有意提高苏南模式，推崇苏南模式，压低温州模式，不屑温州模式，认为苏南模式是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之路，比发展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高一个层次，代表了将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温州模式终将向苏南模式过渡，并终将被苏南模式所取代。
虽然这只是一个模式比较问题，形式上并不是直接的争论，同其他的争论有点不一样，对温州的实际工作没有带来直接的干扰，但也是一种形式的间接争论，所造成的无形压力也是很大的，对温州的发展影响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一个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是比较低级的，一个是取代别人的，一个是被别人取代的，一个是有无限前途的，一个是前面的日子有限，那么应该选择哪一条路，还不是明摆着吗？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错。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之事。问题在于，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研究，怎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来了一个“高级”一个“低级”，而且“低级”只属于温州模式，“高级”只属于苏南模式。这就不能不成问题了，不能不使人想一想这个以所谓“比较研究”之名，其贬低温州模式之实了，以及其所包含的否定温州模式的内涵了。
这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而是由这个比较研究的内容所证明的。
比较者一：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是比较中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当时不是叫市场经济，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不能提也不准提，研究中还没有采用市场经济一说，而是称为商品经济，甚至称为“投机经济”。当然，也有的聪明人给温州模式戴上了一顶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来比较去，研究来研究去，当然苏南模式是计划经济，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投机经济）。计划经济是为主的，是方向；商品经济是为辅的，不是方向。市场经济呢，则是“资姓瘟疫”，谁一给沾上边就完了。即使是在支持温州模式的改革家那里，也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市场经济不谈。谁若于此多说几句，漏出几句肯定温州肯定市场经济的话，那就要当心被戴上一顶西化的帽子。比较结果，自然，苏南模式是高级的，要肯定，要支持；温州模式是低级的，要限制，要引导。
比较者二：是集体经济还是私人经济？这是比较中最伤脑筋的一个问题。苏南模式是发展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发展私人经济。不比还好说，一比就难说了，一个是集体，一个是私人，一看就清楚，不用比较了，也不用研究了，自然是苏南的高级，温州的低级。何况发展集体经济是方向问题，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的为主。私人的作为补充补充还可以，开放一点允许允许还可以，怎么能放手大发展，更怎么能大鼓大吹呢？老祖宗100多年前就说过要消灭的东西，如今倒过来要支持发展，还要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到处推而广之，这究竟该叫做什么呢？叫否定之否定？是向上飞跃的再否定，还是向下倒退的再否定？
比较者三：是有序经济还是无序经济？这是比较研究中争论甚多的一个问题。谁都喜欢有序，谁都厌恶无序。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无序。那个责问是问得相当尖锐的：如果都像温州那样，中国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一问，就像武林中高手点穴那样，似乎点中了命脉，问得好多人不敢说话了，或者想说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温州当年是曾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也一度出现一些假冒伪劣商品，说“无序”也的确有点“无序”。问题在于，不是有没有这个无序的现象，而是如何看待这个无序的现象——是用改革的眼光来看，还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是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还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是用辨证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用片面静止的眼光来看。其实，只要坚持改革的观点，坚持市场经济的观点，坚持辨证发展的观点，就会对温州出现的“无序”进行分析，首先肯定其对旧的计划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否定，肯定其按市场经济秩序所进行的变革和创造。在计划经济的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在市场经济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候，温州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冲击旧的经济秩序，打乱旧的经济秩序，破坏旧的经济秩序。如果认为这是“无序”，那么这个“无序”是必然的，是改革所需要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贡献而不是犯罪。只有那些假冒骗所造成的“无序”，才是应该严加谴责和打击的。尽管谴责和打击假冒骗是正确的，但也决不能把假冒骗与温州模式等同起来，借批判假冒骗之名，行否定温州模式之实。如果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或者说市场经济应有的题内之义，如竞争，如投机，如长途贩运，如经纪人等等，也当作无序而加以否定加以批判，甚至当作温州模式的一个个罪状，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在当时，形而上学盛行，错的不见错，对的倒成了错。温州不仅是无序的代名词，而且是假冒骗的代名词。有的地方甚至把温州等同于假冒骗，在商场里公开声明：本店没有温州货！本店不卖温州货！如此一来，谁高谁低，也就一目了然。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比也是低，不比也是低。岂只是低，简直一个高高在天上，一个低低在地下，一个是功臣，一个是罪人，越比越低，越比越不能比。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下，这一个谁高谁低的争论，曾经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曾经是相当激烈的，甚至争得即使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的专家和学者，有时也不能不跟着那个调子跑。可以说，在当年难得听到一句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高级的声音，甚至连半句也没有。不知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