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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举办“温州日”是石破天惊，那么筹备工作也是出人意外，不仅是想不到的高速度，也是想不到的高质量。只经过短短的一个多月准备，一切都准备就绪，并且成功举办。沈阳温州商会的正副会长和各位理事，都尽到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按照要求，商会很好地统一安排和接待了与会几千企业家的食宿，还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了一个金秋演唱会。据称，这方面的费用，里里外外，总共需要上千万元。商会会长胡定海说自己拿出了500万元，其余500万元则由商会其他成员分摊，大家合伙买单。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举办的，而且是温州人自己举办的。
这个“温州日”，气魄特别大——
沈阳市政府共拿出32个工业项目、1个高科技项目、22个社会公共项目、11个物流项目和11个农业项目，总共一千亿投资的项目，特地招商温州人。这样的“宴请”，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温州老板来说，可以讲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遇见过。
这个“温州日”，规模特别大——
活动日原先计划邀请2000位温州商家，包括国内102 个城市93 个温州商会和国外几十个国家141个温州商会的人员。仅仅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广的面，那么多的人，就已经极为令人吃惊了。而实际到会的，却出人意料地达到3000人，比计划邀请的整整多了一半人。这么多的温州老板大会聚，这么多的温州老板一起大招商，不仅在国内其他城市没见过，在温州本地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温州日”，政策特别香——
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温州日第二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宣布：鉴于温州是全国知名的轻工基地，鞋革、服装等26个行业闻名中外，沈阳市政府愿意拿出26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以零地价招商，欢迎温州的轻工行业组团进驻沈阳。
若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零地价对外招商，可以说并不惊奇。但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这个零地价可以说是沈阳温州日绝无仅有的政策了，更可以说是优惠得不能再优惠的政策了。无论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中西部也好，在贫困地区也好，更不用说在东部沿海地区了，都不可能找到，也无法找到。当然，这个政策也有个前提——温州人必须组团入沈。即使有这个前提，也是开放得不能再开放了，开明得难以再开明了，优惠得无法再优惠了。
陈政高的这个政策，并不是嘴上空讲讲的。活动日的第一天，瑞安汽摩配协会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协议，由瑞安汽摩配协会牵头，组织瑞安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团投资30亿元，在开发区兴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50亿元。第二天，政策马上兑现。陈政高当着众多的温州老板说，该产业园的一平方公里土地为零地价，不需要投资者拿一分钱。
这不就让人眼红了？这不就让人心动了？瑞安汽摩配协会得了一个“头彩”，其他人呢？肯定会跟下去，也要到沈阳拿个头彩。这不，当陈市长宣布了零地价政策，并当众兑现首个政策时，整个会场几乎是沸腾了。
这个“温州日”，效益特别好——包括意向在内的总投资额，多达150亿元。
这个“温州日”，影响特别深远——好几家主流报纸，都把温州商与韩国商一起评论，说去年沈阳举办了一个“韩国周”，请了三千韩国客商，可以说来了“韩国流”。今年举办“温州日”，来了三千人，则是一股“温州潮”。这股“温州潮”，还大有胜过“韩国流”之势。
温州的大批老板，有了沈阳情结。“沈阳就是你们的家！”这是陈政高在温州日开幕式上首先说的一句话。陈政高对温州人不仅口甜，而且心甜，更有政策甜，被与会者誉为“零距离市长”。
沈阳温州日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盛会，更是一个经典。对温州日的成功，沈阳市政府并没有陶醉，而是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市长陈政高宣布：温州日要年年办下去，一年一次。
陈政高还说：2005年，要邀请一万名温州老板。
第七章 有为温州逞能·低能
“无为而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角色脸谱”。
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这种调门一时成为“流行”，一时成为“定论”。
言下之意是，温州政府官员是“无所事事”，甚至于“马放南山”，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
而事实上，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简洁如斯的“经典”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
从袁芳烈的“转向”到董朝才的“保护民营经济政策”，从张友余的“二次创业构想”到钱兴中的“山水温州”，直到今天李强的“一港三城战略”“效能革命”，桩桩件件无不是“有为”之作。
温州，是一个“有为温州”。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正名之前，温州夹着尾巴——一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压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在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私营企业主伸长脖子察看风向之时，温州的政府也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左顾右盼，时而茫然，时而黯然，时而惶惶然，时而欣欣然。
令人惊叹的是，20多年来不时“引爆”的生死论争终于没有真正地撼动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温州的执政轨迹耐人寻味。
作为显学探究的上佳标本，温州的荣枯、进退、因果势必引起世人对政府角色的评头论足。而市场经济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探究多了体制上的借鉴意义——
“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温州不幸。
这个宋元之间产生过“永嘉杂剧”的商贾云集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上世纪50年代是前线。作为反蒋反美的“前哨”，在准备打仗的沉重空气中，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线。10年浩劫，几乎使温州遭受了灭顶之灾，乱得在全国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断，“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线，几无投资。而浮夸风、反右风，一阵阵“左”倾思潮，一次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枪打出头鸟”，把温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几分土地上，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谣云：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十万人被迫外出谋生，而外出又因为讨不到公社的证明吃尽苦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独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间的“反叛”冲动终于付诸实践，一批重点户专业户悄悄地冒了出来。可多年来的“左”祸，国家政策的滞后，一时无法打开充满计划色彩的脑门。
政府“猝不及防”。
一个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准，拿不定”。干部对“两户”的性质“认不清”，怕搞错方向，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对政策“摸不准”，怕再“割尾巴”、“抓辫子”、挨批受罚；有的有怀疑，怕政策会“变”， “谈富色变”，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对“两户”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雇工问题、承包耕地的问题，个人或联合经营荒山、海滩、水面问题，“两户”产品上市及长途运销问题等等，找不到答案，讲不清道理，干部不敢表态，群众缩手缩脚。
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先自怕了，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
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计划经济的桎梏随时可以发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７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因此，除批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外，也可以批准部分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有技术专长的可以签订师徒合同带一二徒弟；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既使是在极其偏僻的小山村，笔者也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一位中年妇女挨家挨户收购兔毛，没想给一“打办同志”逮个正着，当场没收。那妇女当即下跪，又遭厉声呵斥。“打办”的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一人到乡下背树贩卖，被“工商”碰上，一管理员拿出驳壳枪在其脑门上敲出殷红的血来。那时候有的工商管理员竟配了枪！
我们无意于个体的检讨，但管理员逞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运行逻辑。
“八大王事件”是政府导向的极致表露。所谓八大王，都是温州流通加工领域里的8名有名的个体老板，有目录大王、线圈大王、邮电大王……1982年，国家出台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8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批捕。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被追捕时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虽然抓捕的旨意来自上头，1984年后也已陆续一一平反，于温州民营经济而言，这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心头永远的痛。以至今日提起，尤为人扼腕再三。
政府的行为有时就这样难以理解。凭着“整顿”的一腔热情来引导规范发展一地的经济，却在事实上扼杀了民间的力量。曾多年从事温州经贸工作的官员说，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指挥新生的民营经济，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则往往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尽管理由冠冕堂皇。
数字证明了这一点。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
此时的温州是悲观的，有人断言，悲观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低能”。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1）
活生生的事实刺激着政府官员的神经。
特别是“八大王事件”的负作用，使得温州市政府的态度趋于明朗。
在吃饭问题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中，前者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民间经济的力量在和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经过短暂的停滞，温州的民间经济重新活跃，而“上了一课”的温州地方政府也开始明确改革志向，学会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