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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从“可怜”到“可敬”
皇城根下、黄浦江边、天山脚下，长白山麓、天涯海角、峰巅谷底……处处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和难懂的温州话。他们如“野生动物”一般龙腾大海、虎啸山林。在城市人群不屑的眼光中经历了地狱之火的磨炼，以九死而不悔的执着书写了一个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程式。
中国曾经长期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
对温州人的经商之路，据有关人士称，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商阶段”，或者说“游商阶段”，也可以说是“鸟商阶段”。这是温州人做生意的起步阶段，开拓阶段，时间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体上10年左右吧，人称“可怜的温州人”。
凡是开拓总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小打小闹，“乱”打“乱”闹。温州人经商是满地跑，像是打游击似的，用自己的两只脚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基本上是推销温州产的小商品。
前几年几乎全是“游商”，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有生意做就做，没有生意做就走，走到哪里把生意做到哪里，哪里有生意就跑到哪里，几万元的大生意抢着做，几块钱的小生意也愿意做。后几年才逐步有人在各地安营扎寨，摆摊开店，创办公司，有了“坐商”，但规模都很有限，人数也很有限，影响更是有限。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冷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经商的困难阶段，或者说沉默阶段，时间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那么三五年时间，人称“可恶的温州人”。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记载，不能回避温州人有这么一个阶段，更不能抹杀有这么一个阶段。因为个别产品质量上的问题，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那段时间，温州模式成了骇人听闻的洪水猛兽，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替代名词，温州商人成了资本主义的传播之源。那时不少地方对温州的批判不仅仅是在嘴上，而且实打实地落到行动上了。主管部门发出了禁用温州低压电器产品的通知，一些大中城市的商场里有“本店没有假冒货、本店没有温州货”等等告示，硬是直接把温州货等同于假冒骗了。
这就给温州人经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成了受冷落之商，只能做低头之商。于是，他们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先做后说，产品借用外地的牌子，身份借用别人的证件，能不说是温州人就不说自己是温州人，能不说是温州货就不说自己产品是温州货。大概因为温州货受阻，从这个阶段开始，温州人也开始经营外地人的产品，而不再限于温州货。哪个地方的产品有市场、有竞争力、有利润可赚，就去经营哪个地方的产品，代理哪个地方的产品。这对温州人来说，应了一句老话——坏事变成了好事，不仅开拓了自己的市场，也迅速增加了自己的实力。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热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落地生根阶段，时间为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大约有那么七八年的光景，人称“可怕的温州人”。
邓公的南方谈话，把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为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做了结论。随着温州的正名，温州质量立市的开展，温州在全国香了，也热火了，不再是抬不起头，也不再是躲躲闪闪，而是挺起身来做生意，大声地说自己是温州人。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开始在各地投资办公司、办市场，或者办商场、办工厂，投资、经营、再投资、再经营。大家开始把经商之地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原来的“坐商”越“坐”越大，原来的“走商”也逐步变成“坐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飞来飞去，年初到外地，年末回老家，赚一把钱带回家。开始时投资规模并不太大，大多是几万元的、几十万元的、一百多万元的，几百万元的就很了不起了，少有上千万元几千万元的。到了后来，几百万元就多了，几千万元的也有了。各地政府百姓呢，也开始改变对温州人的看法，关注温州人，欢迎温州人，重视温州人。政府和老百姓似乎都忽地发现，可怕的温州人原来是可爱的温州人，东南西北中，都有点离不开温州人了。
在北京，在天津，在河北、内蒙古，在中南西南、，在华东沿海、，在西北边境、，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大有千军万马闯商海之势。随着人员的大幅度增加，以及事业的大踏步发展，温州商会也先后在一些城市呼之而出，最早成立的是沈阳市温州商会，此后在其他城市也逐步成立。有了自己的商会，就有了一个“家”，也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开始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开始影响着当地的社会。
第四阶段，可以说是“外商阶段”，或者说“贵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经商的腾飞阶段，或者说大上台阶的阶段。这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必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二十年以上，人称“可敬的温州人”。
说是“外商阶段”，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说温州人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外地人不再是看不起温州人，也不再害怕温州人，更不是拒绝温州人，而是来抢温州人，大开省门、市门和县门，像欢迎外商一样欢迎温州人，像对待外商一样对待温州人。温州人不再是“走商”，更不再是“游商”，而是成了公认的外来“投资商”，甚至被称为来自南方的国内“外商”。如果说十年前温州人遭受冷落，其他地方的人难有体会，那么十年后则成了特别受欢迎的贵宾，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是外人也是无法想象。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开始了群团投资、资本投资和招商投资，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关国计民生，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更相符合，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支生力军。温州本地最有实力的老板，温州在全国各地富有实力的老板，都积极投入到当地的发展大业中，甚多大手笔、大规划、大项目、大投资。投资的规模，出人意料地剧增，几千万元的是小儿科了，动不动就上亿元、几亿元，甚至有几十亿元的；投资的领域，可以说遍及各个方面，过去不敢进入、无力进入和不能进入的，如今都大踏步地进去了，从开办公司发展到组建无地域集团，从兴办市场发展到打造工业园区，从一般房产开发发展到建设大型城市小区。
还要看到的是，到了这个阶段，与当地政府的对话，似乎也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并有了“绿色通道”，档次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大。既有招商方面的对话，也有社会方面的对话，还有政策方面的对话。当地政府把温州人当作顾问、当作参谋、当作贵宾、当作朋友，温州人也把当地政府视为朋友、不再是个别的、偶然的、被动的，而是经常的、主动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在全国各地经商做生意的温州人已经多达160万。
他们以商作笔，肆意挥洒，描绘出千百幅美妙的市场图景，更有人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层”（1）
在全国百姓的心目中，北京是天子脚下的权力圣地，天安门是遥不可及的权力图腾。
温州——北京，1200公里。对许许多温州百姓来说，天安门是一种想象。
可是在1999年的秋天，一位叫范鸣强的温州人在携妻带子游北京时，突发奇想要承包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在许多人认为是在“开玩笑”时，他神情肃穆地敲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管理处不仅当场同意，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范鸣强只不过是在京温州人沧海中的一粟，但他的创意和韧性显示了温州人思维里的固有基因——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敢于想象。
“20万”和“100亿”
现在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温州人？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一个比较公认的，也比较实际的数字是：20万——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20万，每人每天消费10元钱，一天就是200万元，一年就是7个亿。这是个最低数，稍高一些就是十多个亿几十个亿。
20万，每人居住10个平方米，就得200万平方米的住房，再大一点那就不得了。
20万，每人一年产出1万元，一年就是20个亿，若以5万元计，那就是100个亿。
温州人，北京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最早到北京从事手工业的，当推永嘉弹棉郎。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征北京，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走街穿巷，弓声不停。
最早到北京做小商品生意的，应是桥头纽扣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把桥头市场的纽扣直往北京推销，大包小包，来回奔跑。
最早到北京接业务的，是金乡标牌户，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印刷业务扩展到了全国各地，也把手伸到了北京，胆子特大，业务特多。
最早到北京办实业的，是乐清裁缝师，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亲带亲友带友地到北京做服装，租房一间，办厂一个。
随着这些拓荒者在前开路，靠着改革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北上京城找活、赚钱、创业、掏金，什么业都干，什么门都进。现在，这个20万人的温州大军，在京做的可以说有几千行几万行，只要是国家法律允许的都有人在做，当然做的情况是各各不同的。有做得很大的，也有一直只做小的；有做成了富翁的，也有做赔本生意的；有做进了北京主流社会的，也有一直做不进去的……在他们身上，人人都有一个故事，天天都有一个故事，喜怒哀乐，千姿百态。
最早北上去闯北京城的，王永铮应算一个。
王永铮是永嘉桥头沈绛人，当年是东方第一纽扣市场里的“纽扣大王”，温州第一代农民企业家，1940年出生。他当兵退伍后，干过13年的弹棉郎，又当过多年村办厂的供销员，走遍了全国31个省市——西到拉萨、乌鲁木齐，东到鸭绿江，南抵中缅边界，北达内蒙草原。沈绛原属白云乡，紧靠桥头镇，随着桥头纽扣市场“轰”的一声崛起，王永铮也跃入了经营纽扣的洪流——到桥头办了个白云鞋服纽扣厂，并从事纽扣长途贩运的生意。连续几年的纽扣热，使王永铮尝到了甜头，也使他看出了问题——桥头市场一年销售纽扣几十亿粒，共1400多个品种，尽管目前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单靠“手提小篮”外出“打游击”，势必有一天会走下坡路。这使王永铮萌发了一个念头：以桥头为依托，以自己的工厂为基点，到大城市里承包柜台去。
到哪里去先试呢？王永铮语惊全家：到北京去！到西单！他到北京西单商场卖过几趟纽扣，知道西单是全国最大的商场，知道那儿的纽扣品种不多。假如在西单承包柜台成功了，就可以挟西单之威而“包”向各地。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经过王永铮的不懈努力，坚持再坚持，争取再争取，恳求再恳求，保证再保证，终于感动了上帝，也说服了上帝。他投资17万元，把场里原有的纽扣都“吃”了下来，把柜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