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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第三部分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第三部分进程中的死亡
我想讲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讲给为我拍过片子的米歇尔·波尔特听。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与大房子相通的那间被称作食物贮藏室的“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我在那里等米歇尔·波尔特。我经常这样独自待在安静而空荡荡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静中，我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做垂死挣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来，免得吓坏它。我一动不动。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我和它单独在一起。此前我从未想到苍蝇，除了诅咒它以外。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我走过去看它死去。
它想从墙上脱身，花园的湿气可能使墙上的沙子和水泥将它粘住。我注视苍蝇怎样死去。时间很长。它做垂死挣扎，也许持续了十至十五分钟，然后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里看。苍蝇和刚才一样贴着墙，仿佛粘在墙上。
我弄错了：它还活着。
我仍然待在那里看，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在场使它的死亡更显得残酷。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里。为了看。看死亡如何逐步地入侵这只苍蝇。也试着看看死亡来自何处。来自外面，还是来自厚墙，或者地面。它来自怎样的黑暗，来自大地或天空，来自附近的森林或者尚无以名之的虚无——它也许近在咫尺——也许它来自我这个试图寻找正在进入永恒的苍蝇的轨迹的人。
我记不得结局了。苍蝇精疲力竭，多半掉了下来。它的爪子从墙上脱开。它从墙上掉了下来。我再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从那里走开。我对自己说：“你在发疯。”我从那里走开了。
米歇尔·波尔特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对她说有只苍蝇在三点二十分时在那里死去。米歇尔·波尔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对她微笑，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不：她还在笑。我现在向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刚才讲的是苍蝇和我之间的事，这还没有什么可笑的。
苍蝇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种世界末日的进程中的死亡，它扩大了长眠的疆界。我们看见死去一条狗，我们看见死去一匹马，我们说点什么，比方说，可怜的畜生……但是对苍蝇的死，我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任何记载。
现在我写下了。人们可能冒的风险也许正是这种十分凄惨的偏移——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事情并不严重，但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义：无法企及的、无边无际的意义。我想到了犹太人。我像在战争初期一样仇恨德国，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战争期间，看到街上的每个德国人，我就想到要谋杀他，臆想和完善这个谋杀，我想到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那种巨大快乐。
如果作品接触到这个，这只垂死的苍蝇，那也很好，我是指：写出写作的恐惧。死亡的确切时刻，既然被记载，便已经使死亡成为无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命的总图中具有精确的地位。
第三部分被封闭在你的书里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没有时刻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
我瞧它的时候，突然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
苍蝇死了。
这位蝇后。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我看见的这只，它死了。慢慢地。它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很长。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点，朝向别的天空，别的星球，别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是的。是这个，苍蝇的死亡，它成了文学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觉中写。你写如何看着一只苍蝇死去。你有权这样做。
米歇尔·波尔特，当我告诉她苍蝇的死亡时刻时她大笑不止。现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讲述苍蝇死亡的人也许不是我。当时我无力表达，因为我正瞧着这个死亡，这只黑色和蓝色的苍蝇的死亡。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这我知道。人们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什么也不能与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可怕声音。
第四部分南部的粉色天竺葵
在我们周围，一切都在写，这一点应该有所觉察，一切都在写，苍蝇，它也写，写在墙上。在大厅里，在池水所折射的光线中，苍蝇写了许多，可以填满整整一页纸，苍蝇的字迹。它会是另一种文字。既然它可能是文字，那么它就已经是文字了。有一天，也许，在未来的世纪中，人们会阅读这种文字，也会识辨它和翻译它。于是一首难辨而广阔无垠的诗会在天上展开。
然而，在世界某处，人们在写书。所有人都在写。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例如，对布朗肖来说，就是这样。疯狂围绕着他。疯狂也是死亡。巴塔耶就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躲避自由的、疯狂的思想？我解释不了。
关于苍蝇这件事，我还想说几句。
我仍然看见它，看见这只苍蝇在白墙上死去。先是在阳光中，后来在方砖地上阴暗的折射光线中。
你也可以不写，可以忘记苍蝇。只是看着它。看它也在挣扎，可怕的挣扎记入虚无的、陌生的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