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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狂热，有时是出于爱，或者出于恨，或为了名誉，或为了复仇，您明白吗？”
我点点头。
“有时是为了财富去杀人，有时是为了权力，在战争中，或者在一场革命中都要杀人，这您也明白吗？”
我又点点头：“但是…、··”
“但是，那些在集中营被杀死的人对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并没做过什么，对吗？您想说这个吗？您想说不存在憎恨和战争的理由吗？’”
我不想再点头了，他所说的没错，但是他说话的口气不对。
“您说得有道理，不存在战争和憎恨的理由，刽子手恨不恨他要处死的人，都要处死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按命令行事？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吗？您认为我现在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吗？在谈论集中营的警卫队得到命令和他们必须要服从命令吗？他鄙视地笑了起来，“不，我不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处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们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进攻。他们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的，他们对他来说如此地无所谓，以致他杀不杀他们都一样。”
他看着我说：“没有‘但是’吗？您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无所谓。您连这个都没学过吗？没学过要一致顾脸面？顾人的尊严？生命算什么？”
我被激怒了，但又束手无策。我在搜索一个词，或一句话，一句能让他哑口无言的话。
“有一次，”他接着说，“我看到一张枪杀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地排着长队在等着，有几位站在一个坑的边上，他们身后是手持步枪向他们颈部开枪射击的士兵。这事发生在一座采石场。在犹太人和土兵的上方，有位军官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支香烟。他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也许枪杀进行得还不够快。但是，他还是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甚至轻松愉快，也许因为白天的活总算要干完了，而且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不恨犹太人，他本是……”
“那是您吧？是您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还……”
他把车停下了，脸色苍白，太阳穴上的股清在乱跳。“滚下去！”
我下了车，他调转车头的方式使我不得不急忙躲闪。直到下几个拐弯处，我仍能听见他。然后一切才平静下来。
我走在上坡的路上，没有来往的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听得见鸟鸣和树木的风声，有时还有涓涓的溪水声。我松了口气。一刻钟之后，我到了集中营。
15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儿一次。那是一个晴朗又寒冷的冬日。过了舍尔麦克，森林披上了银装，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集中营是一块狭长的场地，地处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从那儿可眺望到远处的福戈森山谷。二层或三层的监视塔上面的和一层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蓝灰色的木头与皑皑白雪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对照。当然了，那里少不了有用铁丝网围成的大门，门上面挂着“斯特鲁特侯夫一纳茨瓦勒集中营”的牌子，也有围绕集中营四周的双层铁丝网。在残留下来的木板房之间，原来都是木板房，一间挨着一间地排列着，非常稠密，可现在，地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什么也辨认不出来。它看起来像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们正在带有舒适方格窗户的、可爱的木板房里度寒假，好像他们随时都会被喊进去吃蛋糕和热巧克力。
集中营没开放。我只好在周围的雪地里走来走去，鞋都湿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营的全貌。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参观它时是怎样从已经被拆除的木板房的墙基与墙基间的台阶上走下来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时在一间木板房里展出的火化炉及另外的曾用做单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忆起，当时我是怎样徒劳地想象过一个关满囚犯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囚犯和警卫队都是什么样子，具体地想象过痛苦是什么滋味。我的确努力想象过，我曾望着一间木板房，闭上眼睛，思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仔细地测量了一间木板房，从测量中算出它占用情况并想象它的拥挤程度。我听说，木板房之间的台阶同时也是集合点名的地点，点名时，从下面向上面的集中营尽头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后背。但是，我的这一切想象都是徒劳的。我有一种可怜的、羞耻的失败感。在回去的路上，在远离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饭店的对面，我发现了一间被用做毒气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门窗用石头围砌起来。它看上去像个粮仓，或者像个仓库，或是用人住的陋室。这个房子也不开放。我记不得了是否我当时进过里面。我没有下车，坐在车里让发动机开着，看了一会儿就开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对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村子里绕来绕去地去找一家饭店吃午饭有所顾忌。但是，我的顾忌并不是产生于一种真正的感受，而是产生于一种思考，一种参观一所集中营之后人们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识到了这点，我耸耸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家名为“到小花园”的饭店。从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个平原。在那里，汉娜叫过我“小家伙”。
我第一次参观集中营时在里面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它关门为止。之后我坐在了位于集中营上方的纪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营。我的心里空虚极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找着直觉，而我内心又空空如也。
随后，天黑了下来。我无可奈何地等了一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小型敞篷货车，坐在了放货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弃了当天搭车赶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里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并在其餐厅里吃了一块薄薄的煎猪排，配菜是炸薯条和豌豆。
我的邻桌有四个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这时，门开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进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着一条短裤，拖着一条木制假腿。他在吧台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秃头对着我的邻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烟灰缸抓起烟头向他扔去，并击中了他。坐在吧台的那个老头用手在后脑勺扑打着，好像要防止苍蝇落上似的。店主给他端上了啤酒，没人开口说话。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冲向了邻桌：“住手！”我气得手直打哆嗦。这时候，那个老头一瘸一拐地蹦了过来，笨拙地用手摆弄着他的腿，突然那条木制假腿就握在他的双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声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烟灰缸都滚动着摔到空椅子上。与此同时，他那没牙的嘴发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种耍酒风的狂笑，“住手！”他们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住手户
那天夜里，房子周围狂风呼啸。我并没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风怒吼、树木的嘎嘎作响以及偶尔传来的商店的关门声都没有大到让我睡不着觉的程度，但是，我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直到我的整个身体也开始颤抖起来。我害怕，不过，不是怕发生什么坏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种身体状态。我躺在那儿，听着狂风的呼啸。当风势减弱、风声变小时，我才感到轻松些。但是，我又害怕风势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来，能否赶得回去，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学业，如何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第二天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搭车很容易，我在几个小时内就到了家。我徒步穿过城里，好像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街道、房屋和那里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对陌生的集中营世界却没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鲁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与我头脑中固有的奥斯威辛、比肯瑙和贝尔根一贝尔森的极少的情景交织混合在一起，也与它们僵化在一起。
16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与汉娜谈一谈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离我而去，她欺骗了我，她不是那个我了解的汉娜，或令我为之想入非非的汉娜，而我对她来说又是何许人呢？一个被她利用的小朗读者？一个陪她睡觉，使她获得床第之欢的小家伙？如果无法离开我，但又想摆脱我时，她也会把我送进毒气室吗？
那么，为什么我连袖手旁观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场错误的判决。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种不计较汉娜的生活谎言的绝对公道，它或许对汉娜有利，也可能对她不利，但是，对我来说，这的确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我不能让汉娜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必须要对她施加影响，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间接地。
审判长知道我们这个小组，愿意在下次开庭后与我谈一次。我敲了敲门，然后被请了进去。他问候我之后请我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个衬衫，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的法官长袍挂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长袍坐下去，然后又让长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轻松，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很满意的人。脸上没有在法庭审理期间那种烦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员的面部表情，原来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饰了起来。他无拘无束地与我聊天，向我问这问那，譬如，我们这个小组对法庭审理程序是怎样想的，我们的教授对法庭备忘录将如何处理，我们是几年级的学生，我上了几个学期了，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我想何时参加考试等等。还说，报名参加考试无论如何不应该太晚。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听他给我讲述了他的学习和考试的情况。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及时地以优异的成绩修满了各科学分，最后又及时地参加了毕业考试。他喜欢做法学家和法官，如果让他重新做一遍的话，他仍旧会如此去做。
窗户敞开着，我听得见停车场上的关门声和一辆车发动马达的声音。我听着那辆车开出去，直到它的声音被喧嚣的交通淹没为止。之后，我听得见孩子们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的玩耍吵闹声，时而非常清楚地听得见一个名字、一句骂人话或一声喊叫。
审判长站起来与我告别，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问题尽管再来找他，如果需要学业上的咨询也可找他。还说我们小组对审判程序的分析评估结果应该让他知道。
我向空旷的停车场走去，请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告诉我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我们一起乘车的那伙人在休庭之后马上就赶了回去，我只好坐火车回去。这是一辆慢行的班车，每站都停，人们上上下下。我靠窗坐着，被其他旅客的谈笑声和他们身上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