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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父亲的两个书房。第一个书房，也就是汉娜用手指巡摸书脊的那间，它的窗户面向街道，对面有房屋。第二个书房的窗户面向莱茵平原。我们六十年代初搬进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那儿。这处房子的窗户和那处房子的窗户一样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内凸式的，仿佛是挂在房间里的一幅画。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书籍、纸张、思想、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相互交织在一起，足使外来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压抑感。我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
我父亲让我把问题全盘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举例说明。“与法庭审判有关，对吗？”但是他摇着头向我示意，他并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说出的事情。这之后，他坐着沉思起来，头侧向一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他没有看着我，我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满头银发，他的总是刮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从鼻梁延伸到嘴角和两眼之间的清晰的皱纹。我等着。
当他讲话时，他先把话题拉得很远。他教导我如何对待人、自由和尊严；他教导我把人当做主体对待，不允许把人当做客体来对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妈妈教你学好时你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吗？把孩子放任到什么程度，这的的确确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但是哲学不探讨孩子问题，哲学把孩子们交给了教育学，可孩子们在教育学那儿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哲学把孩子们遗忘了。”他看着我笑着，“把他们永远忘记了，不是偶尔把他们忘记了，就像我偶尔把你们忘记了一样。”
“但是…”
“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绝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别人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置于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之上。”
“‘如果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很幸福的话，这样做也不行吗？”
他摇着头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自由。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区别了。你妈妈总有理，这并没有让你从中得到安慰。”
现在我很愿意回想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我已经把它忘记了，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开始在沉睡的记忆中寻找我与他的美好会面和美好的经历及美好的感受。当我找到它时，我惊奇不已地思考着它，它使我非常幸福。当时，父亲把抽象的东西和形象逼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这使我最初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最终还是按他所说的去做了，我不必去找审判长谈话，我根本不允许自己找他谈话。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的父亲看着我说：“你这样喜欢哲学吗？”
“还可以。我不知道人们在我描述的上述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必须采取行动却又不允许行动的话，我想，对此我会感到非常不幸。现在我感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感到轻松？感到安慰？感到愉快？这听上去不道德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感觉不错，这听上去既道德又负责任，但我不能说我感觉不错，而且感到比卸下重负还好。
“感觉不错吗？”我父亲试探着问。
我点点头，耸耸肩。
“不，你的问题不会有愉快的解决办法。当然了，如果你所描述的情况是一种责任重大的情况的话，人们就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做对其他人有好处，但他却闭上了眼睛，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必须努力让他睁开眼睛，正视此事。人们必须让他本人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人们必须和他谈，和他本人谈，而不是在他背后和其他什么人谈。”
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说我识破了她的生活谎言？说她正在为这个愚蠢的谎言而牺牲她的整个一生？说为了这个谎言而牺牲不值得？说她应该争取尽量减少蹲监狱的年限，以便在出狱之后能开始更多的生活？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她应该怎样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呢？我不为她展示一个生活远景就能让她抛弃她的生活谎言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她的生活远景，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和该说什么，说她在做了那些事情后，她生活的近期和中期远景就是该坐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我问我父亲：“如果人们不能跟他交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这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
“我无法帮助你。”我父亲说着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不，你不必走，我只是背痛。”他弯曲地站着，双手压着腰。“我不能说，不能帮助你，我感到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我作为哲学家向我求教时。作为一名父亲，我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这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我等着，但是他不再往下说了。我发现他把这事看得无足轻重。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对我们多加关心和他怎样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们。随后我又想，他自己也许也清楚这个，而且的确感到难以承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感到很尴尬，而且觉得他也很尴尬。
“好吧，以后……
“你以后可以随时来。”父亲看着我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可我还是点点头。
13
六月，法官们去了以色列，为期两周。那里的听证用不了几天，但是法官和律师们把公务和游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内盖夫及红海结合了起来。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度假，费用自然也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不正常。
我计划把这两周完全用于学习，但是，事情并未按我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我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无法集中精力听教授们讲课，无法集中精力看书。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开小差，我浮想联翩。
我看见汉娜站在熊熊燃烧的教堂旁，表情僵硬，身着黑色制服，手执马鞭。她用马鞭在雪地里画着小圆圈，然后用长统靴一脚踢开。我看见她怎样让人为她朗读，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提问题，不做评论。当朗读的时间结束时，她便告诉她的朗读者，明天她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那位瘦弱的、头上长出黑色头巷、眼睛近视的宠儿开始哭泣起来。汉娜用手敲敲墙壁，随后进来两位也穿着有条纹衣服的女囚犯，她们便把那位朗读者生拉硬拖出去。我看见汉娜沿着集中营的路走着，进了囚犯们住的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板房，监督她们干活。她带着同样僵硬的表情、冷酷的目光、微薄的嘴唇做着这一切。囚犯们突然低下头，弯腰屈背地干活，躲避到墙边，躲进墙里，恨不得消失在墙壁里。有时候囚犯被集合起来，来回跑步，或练习列队行走。汉娜站在她们中间，喊着口令。她喊叫口令时的表情丑陋难看，手中的马鞭令其更难看。我看见教堂的塔顶坍塌到教堂的房顶上，火光冲天。我听见女人们绝望的呼救声。我看见第二天早上被烧毁的教堂。
除了这个情景之外，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个在厨房里穿长统袜的汉娜，那个在浴缸旁拿着浴巾的汉娜，那个骑着自行车、裙子随风飘舞的汉娜，那个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汉娜，那个在镜子前跳舞的汉娜，那个在游泳池向我这边张望着的汉娜，那个听我朗读、与我交谈、喜欢我、爱我的汉娜。当这些情景杂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最为糟糕。汉娜的形象还有：那个长着薄薄的嘴唇的、爱我的和那个目光冷酷的汉娜，那个默不作声听我朗读的和那个在朗读结束时用手敲击墙壁的汉娜，那个与我交谈和那个问我做鬼脸的汉娜。最糟糕透顶的是那些梦，梦境中，那个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粗暴残酷的汉娜竟然引起了我的性欲。我带着渴望、羞愧和愤恨从梦中醒来，我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何许人。
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经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对我所熟悉、所认识的汉娜来说不公平。不过它还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坏了我心目中的汉娜形象，使我总是联想起汉娜在集中营的情景。
当我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时，我发现，能让人具体地想象集中营生活和谋杀情景的直观形象是多么少。我们知道奥斯威辛刻有铭文的大门、多层的木板床及成堆的头发、眼镜和稻子。我们知道比肯瑙集中营带燎望塔的大门、侧廊和火车通道。我们知道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由盟军在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并拍摄下来的尸山图片。我们知道为数不多的几篇由囚犯写的报道，但是，许多报道是战后不久出版的。这之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这类报道出版发行。战后到八十年代这期间，这类报道不属出版社的出版发行项目。今天有这么多的书和电影存在，这样，集中营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想象的世界的一部分，集中营的世界使我们共同拥有的现实世界变得完整起来。世界充满想象。自从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和电影故事片如《索菲姬的抉择》，尤其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以来，想象力开始在世界上活跃起来，想象不仅仅限于现实，而且还给它添枝加叶。这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几乎是静止的，人们认为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不适于活跃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写的报道中，人们联想到一些情景，这些情景反过来又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僵化。
14
我决定去奥斯威辛看看。假使我今天做了决定明天就可以动身去的话，那我也就去了。但是，得到签证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就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鲁特侯夫。那是最近的一个集中营。我从未看过任何一个集中营。我要用真实驱逐脑中的先人之见。
我是搭车去的，还记得在搭乘卡车的一段路上，司机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也记得一位开奔驰车的司机，他戴着白手套开车。过了斯特拉斯堡之后，我的运气不错，搭的汽车是驶向舍尔麦克的，一个离斯特鲁特侯夫不太远的小城市。
当我告诉了司机我要去的具体地方时，他不说话了。我瞧了他一眼，但是从他的脸上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从生动活泼的交谈中突然默不作声了。他中等年纪，细长的脸，右边的太阳穴上有块深红色的胎痣或烙印，一架黑发整齐的流向两边。他看上去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路上。
延伸到我们面前的福戈森山脉是一片丘陵。我们穿过了一片葡萄园，来到一个开阔的、缓缓上升的山谷。左边和右边的斜坡上是针叶松和落叶松混长的森林，偶尔路过一个采石场，或一个用砖围砌起来的、带有折顶的厂棚，或一家养老院，或一处大型别墅——那里许多小尖塔林立于参天大树之中。有时，我们沿铁路线而行，铁路线时而在左边，时而在右边。
沉默之后，他又开口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参观斯特鲁特俱夫。我向他讲述了审讯过程和我对直观形象的匮乏。
“啊，您想弄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他的话听上去有点嘲讽的口吻，但是，这也许仅仅是声音和语言上的地方色彩。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您到底想弄明白什么呢？人们之所以杀人有时是出于狂热，有时是出于爱，或者出于恨，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