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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辱之后再去活着，不仅艰难，而且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吴卫东默默地点点头。
申金梅把吴卫东搂进自己的怀里，淡淡地说：“我崇尚挣扎和坚忍，不特别看重一时的荣辱，更不轻言死亡。
受辱是一种剥夺，被剥夺之后仍然要活着，不过是换一种活法而已。“
“剥夺？你指的是什么？”宣红红问。
“可以是一切。包括尊严、信念、形象和道德感，这一切都被摧毁之后，不意味着生命不再有价值；当生命摆脱了这些羁伴和重负，它甚至会更轻松、更自由。”
“这很难。”红红说，“我们在受到刑讯逼问时，将无法坚守誓言而彼此争相出卖。”
“不得已而为之，无可厚非。出卖了别人，自己得到的是被宽容的幻想，从而得以挣扎着活下去。我们之间没有信守秘密的誓约，如果有，现在也应该废除。为了解脱自己而做的一切，都应该被理解和尊重。”
红红和吴卫东似乎都没有听见申金梅说的话，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红红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而吴卫东靠在申金梅的怀里，恬静得像个孩子。
隔了很久，宣红红才幽幽地说：“他们抓住了我，我的第一句供词就是：”申金梅是主谋和匪首。“‘她想开一句轻松的玩笑，但是她的声音听上去像哭。
“卫东，你呢？”申金梅轻轻摇了摇吴卫东。
“匪首就是我自己。”吴卫东清晰地说。
申金梅的心里一沉。她意识到，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能熬下来的只有她自己。沉默了片刻，她说：“姑娘们，振作起来，我们现在并没有完全走上绝路。
吉人天相，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救援我们。“
“谁？”
申金梅用手指蘸着伤口洇出的血水，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出两个字：“陈成。”
一整天提心吊胆，一整天安然无恙。楼道里人们来去匆匆，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开启这间房子的门，错觉具有共同性。
下午3点钟，有人在楼下架起高梯向这间窗户攀了上来。宣红红探头一看，吓得脸色煞白。
高梯上的人手持长竿，已经挑起了她的那条长裤。
长裤的口袋里，有一张写着她的姓名的游泳池出入证。
9
夜11时，陈成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他又苦苦地找了一天，吴卫东这个小丫头就像从不曾存在过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
这时，有人敲响了院门。陈成一怔，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快步跑着把门打开了。
来人是周奉天。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在他身后的暗影处还有另一个人，是衣衫不整、疲惫不堪的吴卫东。
天刚黑的时候她就悄悄离开了那间藏身又藏赃的秘室，但是走到大楼门口时又被保卫组的人堵住了，不得不躲进厕所，并把四本企图带出去的图书留在了厕所里。
从学校出来，她不敢直接来找陈成，而是先找了周奉天。
见到陈成，吴卫东嘤嘤地哭起来。
陈成狂怒地推开周奉天，大步扑过去，一个耳光狠狠抽在她的脸上：“小姑奶奶，三天三夜，你他妈的，去了哪儿呀？”
图书是在窃案发生的第三天傍晚运出学校的。三辆平板三轮车满载着十几只大号纸板箱，堂而皇之地从学校大门出了学校。
当时袁一平就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严密注视和搜检每一个背着书包走出校门的人。
陈成笑容可掬地走到他的面前，亲呢地搂住他的肩膀。但是他说出来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刀子，阴冷、刻毒、夺人心魄。
“姓袁的，你知道那个女孩子今年才多大吗？”
袁一平顿时面如土灰，浑身战栗不已。他竭力保持着镇静，沉默不语。
“14岁！你，奸污了一个14岁的孩子！”
“……没有，不是我……”袁一平支支吾吾地想要辩解，然而这是无法辩清的。
“铁证如山，你必须为此承担罪责！”
陈成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力一抖，阴鸷地笑了。
“这是第一封控告信，一个被你奸污的14岁的孩子写的。
在两天之内，我还能找到另外十个人，十个老的或小的女人，她们将众口一词地控告你。袁一平，你将为此而下地狱！“
他们都没再说什么，肩并肩地站着，默默地注视着那三辆平板车缓缓地推出校门。
推车的人都是周奉天从校外找来的地痞流氓。不过，只要周奉天或陈成在，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装聋作哑、守口如瓶。
许多人都认为14岁女孩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刁蛮强横的硬性诬栽。申金梅后来曾追问过陈成，那张纸上究竟写着些什么？
“那是一张通行证。”陈成严肃地说。
“通行证？写的是什么？”
“上面写着：卑鄙、罪孽、恶毒，以及一双蹂躏人格尊严的黑手和一张咬人致死的血口。或者简单地说，它注明了持证人的身份。”
“什么身份？”
“黑手党。”
青年湖中学图书失窃案神秘地发生了，又极其神秘地悄然止息，没有人再予以追查，甚至人们已渐渐地淡忘了它，河清海晏，安然太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它真的能够这么平淡地过去吗？
陈成后来懊悔不已地说：“我的错误在于我违反了玩的规则，你不准备杀死他，就不要下重手。我先下重手伤了人，却没有接着要他的命。”
他指的是袁一平。
1992年初，笔者曾代陈成办理过向青年湖中学图书馆捐赠一笔购书款的事宜。
他催得很紧，要求一定要在春节前十天把款项拨过去。
后来得知，这笔钱没有被用来购买图书，而是在节前节后分两次被挪作奖金发给教职工了。以后能否如数补回来，毫无把握。
当笔者愤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陈成时，他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他喃喃自语地说：“扯平了，扯平了……”
《血色青春》章节：第三章 收集：东风书城（24。43。3。33）
1
这本来是一起极其平淡的偶然事件。它发生于1968年8月18日。
晚9时，后海中学保卫组在接到人民群众的举报以后，出动了十几个人在西城区一条名叫枣儿胡同的地方抓获了两名“流氓”。这是一男一女两名中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们是正在进行流氓活动时在现场被抓获的。
枣儿胡同是一条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狭长的死胡同。因为胡同中部有一个“S”形弯道，自行车也难以通行，所以即使在白天这里也很僻静。胡同两侧一共有三十几个院门，住着百十户人家，大都是体力劳动者。
据举报群众说，从中午过后不久，这两个人就一直站在胡同中部拐弯处的那根电线杆子下面，到吃晚饭时都没离开。女孩背靠着墙，头低垂在胸前，胸红红的，不说话；男的倚着电线杆站在女孩对面，也低着头。他们的头挨得很近，并一度手拉着手。举报群众特别强调最后一点。
天黑下来以后，这两个人挪到了离电线杆不远的暗影里，并开始搂抱和亲嘴儿。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一开始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个女孩低低地啜泣声，接着哭声就停止了，但传出了其他的奇怪声响。这些声响包括女孩喃喃的娇语和男孩粗重浑浊的喘息声。
另外有人称明显地感觉到砖墙的有节奏的颤动。因为那一对男女在做“那件事”时倚托着这堵砖墙。
这里显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一对苟且中的男女常常会诱发各种想象。此刻，胡同里的居民开始想入非非并莫名其妙地激动和愤慨，三三两两、神神秘秘地聚集在门洞里议论那一对男女并广泛联想到其他的秽闻淫事。这条陋巷由此而很滑稽地产生了某种节日的气氛。
直到现在为止，这件事仍然只是一件风化案，为人所不耻但绝非不能容。居民们的窃窃私议，虽然市民气十足，但仍可看做是一种自淫自误，或自我道德表白，但并不危及他人和他们自己。
事情后来的变化是胡同里一个16岁的女孩引起的。
女孩名叫响铃。按照她家里人的说法儿，她妈刚刚把她生下地就听见了小学校里打上课铃，加上这孩子的哭声嘹亮悦耳，故取此名，盼着丫头长大了能读书上进。
知根知底的老街坊们却不以为然，说，小学校隔着两条街呢，打上课铃她能听见？再说，刚下了崽子，她的耳朵就恁尖？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深入街巷“打四旧”时，有嘴上缺德的街坊揭了响铃妈的老底。她幼年即上八大胡同当了雏妓。青楼规矩，铃声一响，空着身子的姑娘都要出来招呼客人，供客人当面挑拣。红卫兵说，取名言志，她是想让女儿也操那行当，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响铃妈自己私下里对几个老姐妹说，这一辈子真正享福的时光也就是那几年。吃香喝辣、穿绸着缎，从不缺钱花。不高兴的时候或是高兴的时候，都可以对客人使小性儿、甩脸子，客人从来都是千宠万哄的。
响铃自己在暗下里把名字改作“香菱”，取自《红楼梦》中的人物。这女人嫁给淫兴十足的薛大公子当小妾，倍遭蹂躏、死去活来，但消受一番以后又出污泥而不染。
响铃觉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过了一回当女人的瘾。
当然，所有这些关于响铃名字的猥辞亵语都是街邻的编排诋毁，是北京胡同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这个名字中包含了过多的色情淫秽成分时，它总给人一种邪祟不祥之感。
后来，这一切竟真的得到了可怕的应验，给枣儿胡同的家家户户、男人和女人带来了一场噩梦一般的劫难。
劫难过去半年以后，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半疯的老婆子突然出现在胡同口。她的手里摇着一把破铜铃，当街大声吆喝：“家里有大姑娘的，都给我交出来……”
破锣嗓子漏风的嘴，音调嘶哑、含混，但是其中却裹挟着令人肝胆俱裂的恐怖和刻毒。
听到吆喝声，枣儿胡同家家关门闭户，屏气噤声，栗栗危惧。女人想哭，男人们想死。
王星敏说，胡同文化也是一种文明，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又无法辩驳的可怕结论。
2
在这一天，响铃一整天都气不顺，和她妈闹气，闹得一家人都没吃成晚饭。
晚饭本来要吃热汤面，响铃妈在揉面时，连热带用力过猛，一滴清鼻涕甩落在案板上。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懒得擦，响铃妈用面团一滚，硬是把那滴污渍揉进了面里。
响铃却看得一清二楚。
面条煮熟以后，她妈又单独给响铃下了两个鸡蛋，浇了香油，盛在碗里催她快吃。
“我不吃，”响铃冷着脸说，“鼻汤和面，要吃你们吃，我是不吃。”
说这句话时，她有意把鼻字发成平声，听上去就像是很脏的专指女人器官的那个字眼。
她爸和她妈都黑了脸。谁的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临睡前，响铃就明明白白地看出了苗头，夜里，她妈和她爸要干那件事。
擦过身子，她妈换了一件肉粉色的汗背心。过了一会儿又说天太热，把背心的前片一直卷到脖子底人，露出两只硕大的奶子在男人的眼前晃来晃去。
“贱！”响铃低低地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