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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我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家里。那年夏天冰棒卖五分钱一根，绿豆冰棒一毛，雪糕两毛。我唆使我妹妹嚷嚷要吃，没想到被老辣的老妈一眼识破，她撇开妹妹直接对准我高声呼喊：要吃冰棍，自己去担煤炭。
好像我小学时代学过一篇类似的课文，说的也是挑煤挣钱的事儿。一九八九年马路还没有修到深山的小煤矿，马还只能在遥远的河岸低头吃草，打着响亮的响鼻。把一百斤煤炭从煤炭山里挑到大路上，行程约三公里，可获银六角整。我那天一共得到一块四的报酬，但是当天只领到五毛钱工资，老板说财政紧。那几天我妹妹把我奉若神明，但是当时我收工的时候，就像在地狱的边缘欢天喜地地行走。我记得我那天挑得最重的一回也只有六十三斤，中途还把绳子弄断了一回。那是一截电线。我于是跑到我奶奶家，拿了一根足够结实的尼龙绳子。那真的是一根结实的绳子，一直到天黑收工，它还没出现断裂的痕迹，倒是我出现了。我手心里攥着五角黑乎乎的人民币，在我奶奶的温情里洄游。那天我太累了，尤其是我的肩膀红彤彤的，煞是好看。我很快栽倒在奶奶床上。那时的风是凉快的，还是热的？我忘记了，它吹拂在我沾着湿发的前额上。天黑时奶奶试图叫醒我，让我回到我妈那里去。我真的被她弄醒了，但是我不想动，我哪一块肉，哪一跟毛都不想动。于是我继续装睡。最后奶奶动用了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捏鼻子！捏了一阵，我再装就不像话了。但是我最终赖在了那里，奶奶给我脱鞋，洗脚，给我洗完了她把自己的脚也洗了。整个过程她骂骂咧咧，但在此刻我的回忆中它们好像天堂的光辉。奶奶于二零零三年去世。我记得一九八九年在整个炎夏的梦里我依然有喜形于色的兴奋，手舞足蹈，意欲把自己的小收获马上告诉我奶奶，再告诉我妈妈。这比起后来我偶尔拿个什么奖却再也不愿意向家人透露半点风声一比，不能不让人怀疑我对那些一同享受过欢乐的人是否产生了无微不至的防备。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家都眉开眼笑的。毕竟，在一个农民家庭，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而且，在这个农业人口遍布神州大地的国度，要逃脱历史赋予我的命运，不再渔樵耕，唯一办法就是读，读书、考大学，等待鲤鱼跳龙门那终极的一跃。因此，我的地位明显地上升了。大家的希望和爱一旦在我身上得到了实现，就继续加大他们的投资。谁也知道这并不一定就是无偿的付出，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自己家中的人就不会因此而受益。我的家族亲戚们像我国所有农业人口那样对权力怀有崇拜、敬畏、渴望等多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出身农家的大学生，他们同样被家族的责任所累。高行健说：“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我也想说：“我主张一种凉的关系。”大家都别太热乎了。但是现在，显然已经不行了，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夙愿了，因为不但有一层浓于水的血缘关系黏糊了所有人，更有一种耀眼的金钱之光笼罩着世界。
好像考大学一直以来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虽然我爷爷，我爸爸，我老师……一干人等都对我说，好好读书，别以为是为人家读的。读书是为自己，读了书放在肚子里，别人抢不走、偷不走……但是我知道，我读书是为了很多东西。比如为了争一口气。甚至还有一个古怪的作用：打破我们家的人不能上考场的传说。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我爷爷的爷爷也是一个读书人，和一个姓卿的、一个我不知道他姓什么的，三人结成兄弟，共读圣贤书，齐赴八股试。据说三人之中以我爷爷的爷爷蒲维新学问最高，文章最好，放到今天次次考试都能得第一，但是考场之上，心神慌乱，文无章法。结果三人之中只有卿氏中举，后来做到道台一类的鸟官。于是从此以后，方圆几十里，竟然都来传说我们家这个故事。说别看平时那鸟样，上了考场就迷糊了。后来这个神话被我堂姐首先打破，她成功地考取了一所本科大学。佳人嫌不够，又赶我上阵，结果我不负众望，成功地考取了一个二流大学。但是他们还不满意，说，平时第一，考试也应该第一才对……说到底，我读书，连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都无法干得完美，还谈什么为自己……
我读书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我一家人的事情。作为—个农民子弟，学费哪是那么容易凑齐的，加之我又有点乱花钱，大手大脚，不把爸妈的血汗当回事，光靠我爸，我妈，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搭上了我爷爷奶奶的晚年，搭上了我叔叔的壮年，还得到其他若干好心人的资助。大学第一年，开学我一共拿了八千块钱左右，那里面可不止八家的钱。第二年也是。第三年也是。就因为这几个钱的问题，把我爸爸的脾气搞得很坏，竟然坏到扬言要杀人的地步。那是大一暑假。我天天在家里切猪草，在我奶奶回来之前做好饭菜。有时突然哭了。不是感叹身世悲苦，而是心里难受。
亲戚们的资助，让我在享受中承受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重。本来只是钱的问题，现在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每次回家，我必须以晚辈的身份感恩的身份去看望他们。如果我没有去，那就是我没有良心，是“黄眼珠（知恩不图报的人）”。看见自己不想看见的人，并且还要陪笑脸，等于见到锅里有一只苍蝇，却要欢天喜地地捞起来吃掉。还有那些无穷无尽的爱和希望，它们一遍遍地强奸着我，使我怀孕，使我不得开心颜。当我看到殷切的目光，我已经无法惊恐地大叫，就像被无数遍强奸的女人，我只能痛苦地闭上双眼。这些本来可以带给我快感的东西，我却无法享受，只能无声地容纳。每年暑假，我都以“锻炼能力”为由远离我爱的亲人（我永远爱的），只身躲避在干涸的渭水之滨。当我生病，卧床不起，我怀念那些骂骂咧咧的瞬间，我渴望拖着病体倒在老床上。微凉的晚风吹过我滚烫的额头。我的上衣解开。妈妈端来一小碗的白粥。
……
我相信很多农家孩子变为大学生之后，就由整个家族合作供养着。就像一个大工厂的无数股东，他们在设想着工厂的未来。他们给马钉上了铁蹄，套上了马鞍，下一步，就是骑上你高耸的脊背，驱赶着你在通往煤矿的山路上奔跑……如果要我吐露我的心声，比起接受无数人的资助，我更愿意贷款上学，更愿意支付利息，因为那只是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我背负它依然能够健步如飞，所有阻挠终将破碎。
火光
广播上说今年的天象会很奇怪，八月十五，月亮会圆。如果你眼睛锐利，今晚把头抬着，在一片空旷里仰望，对准月亮所在的一片晕白的区域，还能看到金星。它紧挨月球，点缀在有如沾染了碳索墨水而没有洗净的深蓝衬衫的天幕上。
我从书架上捡了一根抽了半截的烟，重新点燃，往嘴巴里送。夹烟时拇指在下，食、中指在上，另外二指悬空。这一动作遗传自我马上要写到的这个人。
他戒烟的那一年，我学会了抽烟。烟经常放在抽屉里。点燃后，我用拇指在下，食、中指在上，另外二指悬空的方法固定它。
高中的时候，我被青春诱惑，在书本上学习成为男人。在厕所里白炽灯下吐出一个一个细小的蓝圈。青春使人愁，我只知道烦。只懂得张口，甚至不伸手，索要我所要。我烦所有亲人，一切周围的人。一张涂有暗红油漆的课桌呆在最里一列最后一排，书本高堆在上方。在那里，我把头整个埋进，完全消失。
人们说无论俗人还是世外高人，都可以找到乐子。很小的时候，不知几岁，爸爸把我按在长凳上，挠我的胳肢窝。我身体为之扭转，笑震屋瓦。当我就要滚落，他瘦长的手指将我紧紧抓住，重新放到凳子上。我笑得头晕了，嗓子干了，就准备哭。哭出声之前我把口水朝他吐去，他一闪，口水什么也没碰到，不曾污染到他，反而又落到我脸上。他看到我要用手背去擦的时候，一面哈哈大笑，一面用右手扣住我的双手，用左手抓捏我的侧肋。最后我没有哭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再哭，反而笑了。
大多数时候，他在桌边吃饭，喝酒，令我站在一边。我需要立正，不能动，除非给他盛饭。或者他已远去，在另一座山脚，在另一个河湾的牌桌或酒桌前，或灶火前，我跪在地上；有几次他想加铺点碎瓷瓦渣，经妈妈反对，一直不曾实行。或者在墙角拿来已经枯黄不新鲜的竹枝，朝我屁股上抽打，在膝弯以上腰部以下，留下若干长条状深浅不一的红色突起。
令我受罚的事件有逃学、偷他钱、下河、偷懒、贪玩等。我熟视他酒醉后狂暴的脾气；那幅图景，我已经习惯，还不等他举起酒碗，一砧板干辣椒尚未切完一半，下酒菜还在他的口中滚动——干辣子炒猪耳朵，干辣子炒鸡胗子，干辣子炒鸡蛋——时，我就知道他面庞血红眼露凶光的样子。
他是那么凶。一醉酒，就吼着，吐着，满屋都是秽气。他举起菜刀吼着，一刀砍下去，在门闩上留下了口子。
有一次，他对准了姨夫，在他脖子上切了一刀。
二零零三年，祖母死了，他靠在门槛上哭了，肩膀一耸一耸的，有时还传出压制着的声音。那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次。有时他烂醉如泥，鼻涕和眼泪混在一起，把脸上抹得亮亮的。这一切反着十五瓦的白炽灯的光。我想那是伤心，但不一定是哭。
因为我也曾醉过两次。我的一切行为都被我意识到了，但是我管不住它们。我不想哭但是泪水长长地流，我不想晃但是蜿蜒横行、踉跄摇摆，我不想想但是那酒气像他的酒气、他的胡子扎着我年幼的脸蛋，那上面曾留下他淡红的掌印……
我后来知道，二零零零年他和妈妈曾经闹了离婚，但没有离成。二零零一年暑假，他跑到舅舅一类亲戚家里，把他们的电视机什么的砸了一些。姨夫那边，因为几年前就砍过他脖子，后来又出言不逊，从此两人不谋面。所有亲戚都对他敬而远之。这一点，我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了，因为我一见到他们，就会听说我爸爸是个浪荡子弟，游手好闲之徒，打老婆之徒，不负责任之徒。
只有奶奶爱他。爷爷爱他。我爱他。妈妈爱他。妹妹爱他。爷爷爱他。也许还有我不曾听说的老情人一类爱他。而他？我的感情丰富也传自于他，我的不愿意轻易表达爱也传自于他；脸上一副无所谓吊儿郎当的样子使所有人在初次相遇的时候都给我一个“那样”的帽子。我后来从某人口中清楚地知道女人对于我的恐惧。她们差不多一致认为我是个专占人便宜，占了便宜就跑，不管身后人如何的人。我嘴上没说什么，我不想说我的想法。这一点我和我爸爸不同，他总是交谈的中心，言语的发动机。但是我从来没听他说过爱。他说，豪爽，他说，仗义，他说，有味道，他说，后来那个叫夏洛克的只好把一半财产分给了他，……但是我从来没听他说过爱。
在我仔细清理过的记忆里，有几个季节。一个是小学时代。夏天。一天他和妈妈在房里说话。那时他们年轻，话很多。他的罩衣衫放在外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