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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的人！”往后顿了一顿，他又加上一句道：
“她是三家巷的灵魂！”
何守礼听着，那梳着大松辫子的头婀娜多姿地扭动着，茫茫然，不知怎么才好。其他的人听了，也触动往事，各人有各人的感慨，没有做声。后来还是陈文婷说：“哥哥，你就是会做诗。你说的话总要人往深处想。可是，小杏子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陈文雄露出突然严肃起来的模样，说：
“对于这件官司，我守中立。但是亲家奶奶的做法，我看还欠文明。”
说完这句话，陈文雄就下楼去了。这里几位姑嫂，一齐过去周家，去看胡柳去。胡柳只跟陈文婷同年，两人都二十二岁。她在家算大姐姐，在这里只能算小妹妹了。大家抓她的手，摸她的脸，揪她的辫子，对她赞不绝口。对于胡杏的不幸遭遇，也说了许多同情的话。只有陈文婷想起四年前，胡柳头一回来三家巷的情景，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还有点醋意。那天晚上坐席的时候，周妈讨了一桌酒菜过来，她两口子加上舅舅、舅母、三妹夫、三妹、胡柳、何守礼八个人同吃。大家招呼这、招呼那，把胡柳疼爱得什么似的。喝了几盅酒，杨志朴又不甘寂寞，就指着周铁、区华两人，妙趣横生地说道：
“二姐夫，三妹夫，咱们又在一道吃酒席了。但愿佛爷保佑，不要明天一早又在公安局门口会面才好！不然的话，又得二姐夫吆喝三妹夫赶快进去坐席，怕酒凉了呢！”
他这番话把大家乐得嘻哈大笑，差一点把酒杯子都摔到地上。胡柳、何守礼看见大伙儿笑，也跟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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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三灾
胡柳从省城回家之后的第三天，大家因为田里没有重活，就把早饭省掉了，一人端着一碗番薯汤，一面呷着，一面嗟叹胡柳空跑一趟，徒劳无功。没想到这么早的天气，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竟拿他那肥胖松弛的身体，呀的一声挤开了他们那两扇虚掩着的破烂大门，走了进来。他把一筒拿纸卷着的双银角子，大概是十块钱的模样，重重地往矮桌子上一放，然后转身坐在胡杏那张木板床边上，将那张木板床压得吱吱作响，中间凹了下去，像一个铁锅一样。胡源老汉脸色发青，一言不发。何不周一边喘气，一边咳嗽，一边声色俱厉地恐吓他们道：“意思都懂了吧？不用我再说了吧？”胡源老汉摇着花白脑袋说：“意思都懂了。不用你再说了。再说，——还不是那么回事！”何不周说，“好！三天，人家给了三天的期限。”胡王氏和胡柳觉着大祸临头，心乱如麻。胡杏大声丧谤他道：
“三天？叫他们再等三十年吧！”
何不周阴险地讥诮她道：“二家嫂，话可别说得那么死。”
胡杏咬牙切齿地骂道：“放你的屁！谁是你的二家嫂！”何不周捺着性子，油喉地说：“小少奶，火气不要太盛了。你能不认我们，我们还能不认你？”随后又转向胡源老汉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你跟何福荫堂打了那么几十年的交道，你摸我那五侄老爷的脾气比我摸得准，你瞧着办吧！不过我既然来传了口信，我也顺便跟你通一通声气：我那五侄老爷已经从癫狂院接了我那可怜的二侄孙少爷回家，说是病已经好了，等着人伺候呢！——另外，我那五侄老爷也请了律师，向地方法院递了状子，说先礼后兵……谈得拢就免伤和气，谈不拢就打官司呢！”胡源眉毛打结地说：“既然请了律师，递了状子，还有什么礼不礼、兵不兵的呢？”何不周见他有些畏惧，就逼紧一步道：“你这人真是薯头！递了状子就不能往回撤么？人家儿子是局长，儿子的挑担是县大老爷；官司还不是爱打就打，爱不打就不打？有谁还拽住他么？——只是你也该打点打点！兴许是打官司，兴许是坐班房……官司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兴许你打赢了，也是有的。三天，你想想吧！”何不周走了之后，胡源、胡王氏吓得发了呆。法官、刑警、债主三种人物凶神恶煞地在胡源的脑子里打转，像一台走马灯一样。胡柳只是心酸流泪，也说不成什么言语。胡杏看见事情已经很难挽回，就挺起腰杆说道：
“爹，妈，家姐！这样吧，我还是回去吧，索性跟他们拚了吧！”
胡柳呜咽阻拦道：“那是死路一条。咱们见不上面了！”
胡杏镇静坚定地说：“反正是个死！”
左邻右里，叔伯姊妹何勤、何龙氏、何娇、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等许多人听说大东家又来寻事，都纷纷跑到胡源家里来，一面慰问，一面商量对付办法。大家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计策，就一致主张到地方法院递禀子告何应元去。何四伯识几个字，他认为这场官司准胜无疑，他惯用的口头禅是：“有理走遍天下！”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仙汾市去找一个朋友写状子。这个人叫做马文卿，已经五十多岁，不单会写状子，熟悉法律，就是法院里面的人，和他认识来往的也不少。他虽然贫穷，却有侠义之气，看见何四伯去求他，便立即答应，钱固然不收，连状纸也贴了出来，到地方法院去告了何应元一状。不过他事情是做了，却不像何四伯想得容易，他对何四伯说：“何应元财雄势大，又是恶人先告状，这官司胜负，还很难料！”何四伯回到震南村，把这句话对大家说了，大家都认为这是震南村第一个大灾难，愁眉苦脸，惴惴不安。
就在这天上午，何勤打胡源家里出来之后，就到震南新村试验农场去找第一赤卫队队长陶华和参谋长马明。这何勤一辈子扛活，也到了这五十岁年纪，却是一个全无主意的人。三个人在一棵高大的凤凰木下面站定，他就慌里慌张地说：“阿华，阿明，不得了了！咱村子要出大灾难了！”陶华、马明同时问道：“什么灾难？”何勤搭拉着脑袋说：“今天早上，又饿死了一个人！连以前一共是三个了！前两回死的还只是单身孤寡，这回死的却是个妇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的呢！”陶华、马明同声叹息道：“唉，可怜！”何勤忽然抬起头，神色不安地说：“今天绝早，我那亲兄弟何俭上我家里来了。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正因为他不安分，所以他在哪家打工都打不长。他告诉我，村子里饿着肚子等死的人，真是十过十，百过百的呢！他又告诉我，何福荫堂不肯给大家借粮，却一包、一包白米，一船、一船白米地运走仙汾市，卖很大很大的价钱！我说，人家有米，人家要卖，卖什么价钱不好！我那不安分的弟弟说不！他说田地是太公祖上的，耕种是长工伙计的，米粮就该是大家兄弟叔伯的。他何应元当真绝情不借的话，大家就要动手：抢！——你们两个瞧瞧，这不是大灾难是什么？总算是我死命把他揿住了。我说不行，他们要干什么事儿，让我先找个人打问打问，是能干、是不能干，再说。你们两个瞧瞧，这犯法、造反、杀头、灭门的事儿，如今也能干么？不碍事儿么？”陶华一听，就撩开衣襟，拍着多毛的胸膛，热血激荡，奋不顾身地说：
“对！抢他狗日的！一百件当紧，总是活命当紧！咱十大寇一向爱闯祸，只要大家伙儿一动手，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马明为人谨慎，就笑笑地说：“大哥说得对！吃他几斤米是不过分的！有朝一日，咱们还要打倒他，抄他的家呢！只是目前这件事儿，咱们不妨多捉摸一下，多商量一下。等商量停当，再动手不迟。”
陶华一想也是，就对何勤说：“告诉俭叔，过两天有回音！”
何勤走了之后，陶华跟马明缓步走回工棚。走了几步，陶华就拧回头，对马明说：“他们光知道饿死人是灾难，光知道何五爷要胡杏是灾难，还不知道咱第一赤卫队如今也遭灾难呢！”马明一听，就明白他是指区细今天就要离开大伙儿、独自回广州大城的事儿，不免十分感慨地苦笑了一声。两人回到工棚门口，只见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坐在地上。区卓拿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胡树、胡松两人气得睁眉突眼，一声不响，马明蹲下来，问区卓道：“他非走不可了？”区卓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他……他今天……今天就……马上就走！”
马明再问道：
“那么你呢？他走了，你走不走？”
区卓没有立刻回答，却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工棚里面，十分庄严地高声说道：
“他走他的，我干我的！我不是他的兄弟，我是大家伙儿的兄弟！就是把我烧成炭、煅成灰，我还是跟大家伙儿粘在一块儿！”
胡树、胡松一齐跳起来，搂住他，又一齐说：“这才像句革命话！”
陶华也走近他身边对他说：“小兄弟，你伤心什么呢？你有这个志气，你就是一个人！大家伙儿绝亏待不了你！”
眼看着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有商有量地下了山冈，朝田基大路走去了，陶华、马明两个人才走进工棚。这大茅棚里面，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有抽烟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有看小说的，有赌钱的，有唱木鱼书的，有睡觉的，有洗衣服的，成百个人、成百个样儿。区细在自己的木架床前收拾行李，只等公司的手续一下来就走。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人围着他苦苦劝说。马有是同情区细的，他只是站在一旁，既不动手，也不动口。陶华、马明把关杰拉在一边，研究佃户抢粮的事儿。研究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就丢下区细，走出工棚，一道去找政治指导员周炳商量。周炳听明了情况，那眉头结成个大疙疸，只是打不开。过了半天，他才透了一口大气，声音沙哑地说道：“也没见过这么难的！什么事情都从四面八方堆过来，压在一道了！”关杰接上说：“可不！按道理说，是该动手的。可是一动手，人家何福荫堂也不肯干休，那时又该怎么办？偏偏这个时候，谭槟大叔又不露面，真是作难死人！”一提起谭槟的名字，周炳就想起那自称巡视员的李子木，又想起他所说的那番不祥的鬼话，不觉头脑胀痛，像拿绳索勒着似的，连气都透不出来。他举起拳头捶打着前额，声音紧绷绷地说：“他何家从前逼死过多少人，饿死过多少人，害死过多少人，还没给他算过账！如今大家没吃的，眼看又要饿死许多人了，他们却把粮食运到仙汾，高价粜出！大家要吃他几石米，有什么话讲？正是顺天理、合人情的！至于以后，那也不打紧。他们要逼死大家，大家跟他们干就是！大不了咱们把从前那些破枪挖出来，擦擦干，上点油，也就对付着能使唤了！实在打他们不过，咱们还可以上梁山！不过——”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他想说事情重大，最好等谭槟来商量商量，但是他又不想提起谭槟的名字，便转了口气道：“孔明、关夫子两个说得对，这么大的事情，应该问问党。不然的话，你把队伍拉出了村口，你还不知道该往东江呢，该往西江呢，还是该上北江呢。——没有罗盘，驶不到埠！”大家都点关。可是难处也在这里：党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大家再三斟酌，还是要周炳去顺德黄群那里走一遭。这边的事情，搁两天再说。周炳毫不踌躇，立刻从床底拉出藤筐子，吹去灰尘，收拾行李。
这时候，区细也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