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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比我的父亲明白：所有的人都是人。
所以，我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不卑不亢地说，还是对新政策有个适应的问题。
小林很奇怪地盯着我。实话说周兴伟也有点莫名其妙。
我说，你们是教委的官员，但是本质上同我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只不过呢，你们是执政的知识分子，我是教学的知识分子，有些体会是不一样的。譬如这个试卷吧，以前我是没有悬念的，就是说，我能知道我给了哪个学生多少分。教了一两学期，总还是认识一些学生吧，知道这是谁，看能得几分，还是有一点意思的。要说呢，批卷子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明着干呢，感觉轻松一点……但是教委的新规定自有其道理，我完全理解，也完全服从。但是，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如同佛家说的，眼里看得破，肚里熬不过，就是我老是忍不住要去弄弄清楚，这是哪一个学生的。结果是，我一边批改，一边同自己斗争……这次我才发现，一个人的心情，真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控制的……弄得我都变态了，总是忍不住要用铅笔去撬开看一看……
说到这里周兴伟笑了起来。结果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在校园里碰到系主任。系主任比我年轻一截，在可以不严肃的时候他就像个小兄弟。他眉开眼笑地说，你老兄政治上完全成熟了，外交上也完全成熟了。
对付过去了吗？我问。
对付过去了，他说，更加眉开眼笑，你那个老同学处长说，你可能有轻度的强迫症，对自己熟悉的学生实行密封评分有个适应过程。“既然他都理解了你，我们又何必不理解呢？哈哈哈！”
这一来把我也整得眉开眼笑了。难怪周兴伟仕途顺畅，你看他多么会寻找说法。
强迫症。哈哈，你看他把一切推给了医学，而且是如此的自如。
实话说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讥刺政治家。政治家有政治家素质。而且，政治家也并不容易。他要整一个人，并不容易，同样，他要救一个人也并不容易。
不知为什么我倒是忍不住了，打电话给周兴伟。
周处长高抬贵手啊，我说。
不要说这么见外的话，他说，老同学。
你保护我，我明白，但是这样一来我成了一位精神病患者了，哈哈。
我没有说什么精神病，我只是说的一点心理上的适应过程。你自己说的控制不住。小林也在场，你要让我另外说个理由也不行。
我懂得。你那是最好的办法了。再说我也并不害怕别人认为我有精神病。我只是有点奇怪，你怎么偏偏抽查我的卷子呢？
查什么，都是放过中间查两头。只有你那一科，一个不及格的也没有，不查你，查哪个？查归查，没有怎样你嘛。嘿嘿，再说，不查你，我又如何能够见到老同学呢？
两头都笑起来。其实我还是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他要来显摆一下，他现在发展得比我好。锦衣夜行是很难受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很郁闷的。
喂，我问你哦，那个珠兰是你什么人啊，你给她拉这么大一截上去，我看她是连补考都够不上的。
新政策：不够五十五分的，就不是补考的问题了，得重修这门课，要交一笔重修费，还要重上一学期的课。我本来想说，不是什么人，但我佛在上，我的内心不愿意这么说，不愿意这么来说我心爱的人。我说，是我喜欢的学生，尽可能地保护一下。
那边叹息了一声。说老兄我很羡慕你，还有想保护而又能够保护的女孩子。
这一声叹息让我吃了一惊。这一声叹息让我想起了大学生周兴伟。他还不到二十岁时的叹息就是这样的叹息。这不是政客的叹息（其实我也不知道政客叹息不叹息），是人的叹息。
更为吃惊的是，这一声叹息让我发现了我为什么一直呆在大学里。难道我呆在大学里，就是为了能够保护我心爱的女孩子吗？就是因为有需要我去保护的女孩子吗？
我想起有一年，我在课堂上说起当大学教师，收入并不高的，真正的好处是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呆在一起。我说看到学生们迎面走来，感到整个一座花园迎面而来，女学生是花，男学生是叶。结果男学生不满意当树叶，发出了愤怒的低啸。女学生和我一起快乐地大笑。
后来我悄悄对男学生们说，树叶有树叶的优势啊！叶片没有花朵美，不错，但是叶期要比花期长啊！于是，男学生和我一起快乐地大笑。
我就这样地呆在大学里的吗？所以，尽管我说不清楚呆在一处的理由，但是呆在一处总之是有它的理由的。这就像海绵为什么要吸水，而人在阳光下要眯起眼睛。这就像螳螂在交配之后，公螳螂要把头伸进母螳螂的嘴里，让她把自己吃掉，而大麻哈鱼终其一生，也不过是逆流而上，到一个地方产了卵就死去……主啊，这就是你的安排。
就这么想着，春天就来了。学校又开运动会了。我突然一下就看见了天使一样的珠兰。
那是四个模特一样的女学生，一人一只角地，牵着哲学系的大旗，准备进场。哲学系选得出四个这么高的女学生，让我很惊讶。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清晨一般的她们，真是无法形容。而珠兰，因为皮肤很白，面庞饱满，就像一朵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我甚至闻见了栀子花的香气。她们穿着天蓝色的连衣裙，如同清荷在晨风中摇曳……这时辅导员叫了一声，她们一起走向一处。珠兰的胸部在她的连衣裙里轻轻颤动，她的臀部也在连衣裙里轻轻颤动……我身旁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切。我听见有人说你们看哲学系。
我们教师队伍集合起来，往本系学生队伍后面集结。我经过珠兰的身旁时，叫了她一声，还偏着头，轻轻点了两下。我的脸上是有含义的，就是“是我让你及格的你知道吗”。
珠兰回应道老师好。我听得出来这是一种习惯的回应。对我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她甚至并没有认真看我一眼，虚晃一枪眼光就转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我感觉她完全不知道她其实不及格，和老师我的拼死相救。她一定以为她的六十四分是理所应当的，她更不知道我已经被市教委认定了有精神症状……我在心里笑了笑。没有，完全没有觉得委屈。只要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么所有的结果你都应该坦然接受。
这以后有说不清多长的时间没有怎么看到珠兰。直到有一天，系里交给我一份指导毕业论文的名单。
原来珠兰这个年级要毕业了。时光啊，时光。在所有的职业中，没有比教师更能感觉时光流逝的了。开学、一周一周、考试、放假……一届一届的毕业，你就老了。学生永远那么年轻，而你却莫名其妙地老了。
我看着名单，五男三女，名字后面都附有电话号码。这是第一次如此。而且有六个人的是手机。这让我感到时代变化的确很快——这等于说，现在的学生都有名片。
我双手合十，感谢上苍：你把珠兰分给了我。才三个女学生，有一个就是她。教哲学的我太知道什么叫巧合了。巧合就是上苍的安排。
我心里酸酸的，甜蜜又复杂。我多么想给珠兰打个电话把她叫来，以教学的名义请她吃晚饭，一起喝个痛快。当然我不能这样。这样会吓着了学生，还要把老师误会了。
我决定请八个学生都来喝酒。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过一人。
我打电话给女生之一的肖静。当年她是班长。我问，你知道论文辅导的事吗？
她说知道，我们八个归你辅导。“你知道是哪八个吗？”“知道。我们每人都有一张表。”
那好，我说，你来当这个小组的组长，好吗？她同意了。
那好，我又说，碰头会定在明天下午六点钟，在大校门对面的“新旺”餐馆里，一边吃饭一边说。
那一头立刻欢呼起来。我叮咛道，一个都不能少啊！她说一个都不会少的，老师请吃饭，谁会不来呢？
我很兴奋。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怦地撞，人都撞痛了。我想到时候一定要表白我对珠兰的垂涎。台词都设计好了：（一饮而尽，拍一下珠兰的肩膀，酒劲十足地）如果恢复了帝制，我当了皇帝，朕要将你招进后宫；你若不从，满门抄斩，哈哈哈哈！
我认为这个台词设计得很妙，什么都说出来了，但又的确只是一句玩笑。
主啊，你知道了，结果是很尴尬很沮丧的，就是那七个都来了，惟独珠兰没有来。前班长大大咧咧地说，珠兰有事，来不了，她说请个假。那一瞬间我都要哭出来了。
我能说什么呢？本来这种假是不能随便请的，但我自己要把它安在酒馆里，它的严肃性就被淡化了。逻辑在于：只要是在酒馆，就不会是“一个都不能少”的。亏我还是教哲学的！
我一生所遇“打不出喷嚏”的事很少，但那算得一次了。老板看出是一个老师在请一群学生，利用我的面子狠狠宰了我：八百多块。三个男学生喝醉了，其中一个胃出血。他的母亲从家乡赶来，不依不饶。我赔了两千块，留下一个笑柄。
而且，由于光顾了喝酒，对于论文的交代也忘了说。过了几天，只得在教室里重来一次。这次还是七个学生：那个胃出血的没有来，珠兰来了。
实话说我有一种被珠兰捉弄了的感觉，心里隐隐有些怨恨她。但我既是教哲学的，理性还是有的。我想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人家并没有做什么，何怨之有？
我一边布置，一边细细打量她。学生忙于记录我的种种细微要求，顾不上观察他们的老师。所以我可以认真地去看珠兰这个人。我想看出什么？我想看出她是不是在走红颜薄命的老路。
我的依据是，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如果还没有毕业就在开始化妆，那她多半已经给男人拉进了某种生活。化妆越浓，活得越累。
谢天谢地，她不像。而且，她整个一个混沌未开的样子。她抬起眼睛来看我的时候，也就是看老师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她完全不知道，我在餐馆开“酒席论文会”，只为她一人。天啊，人一辈子要隐藏多少东西啊！
萧珊
又过去了两年，或者三年吧。这两三年里，我渐渐地喝酒上了瘾。
主啊，你是知道的，有些东西，譬如习惯吧，仅由年龄带来。不是人自己要这么做，而是时间让他不知不觉就这样了。
我长期以来，也是能喝酒的，但只是有大大小小的聚会才喝。我从不独自喝酒的。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呢？又浪费时间，喝得晕乎乎的什么也干不了，没有一点好处。
但是，慢慢地，我就发现了有这样一种时间：“最好是喝酒”的时间。这会儿你累了，想勉强干什么也不成，那就休息一会儿吧。怎么休息？上床躺着？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上床躺着的。不是时候上床躺着很不合常情——别人，甚至你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生病了。而且如果睡不着，越躺越难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的休息方法，就是慢慢地喝酒，低吟浅唱……喝到一定程度，人兴奋了，精力回到身体里。这时候要干点什么，还特别见效，特别好。
有一次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