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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此这般的折腾，试卷簿已经松散了。端头有两三颗书钉缩了进去，看不到了。总之，如果上头要认定是拆了封，我也无话可说。
试卷交回办公室的时候，教学秘书很惊讶。我说，试卷簿太厚了，我翻得重，翻来翻去就翻成这个样子了。教学秘书连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小伙子的年龄可能同我的教龄差不多吧。
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上的这门课，叫“美学”。不要以为艺术专业的，或者中文系的，才学这门课。美学这玩意儿其实最先是从哲学里产生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就叫《美学》。
因此我的这门课是所谓大课，课时很不少的，要上两个学期的。
因此我在第二学期又可以看到珠兰。我要看看她的反应。你知道还有呢，也要看看那两个冤死鬼的反应。
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头的反应先来了。
系里通知我，到教务处去一下，市教委的“本科教学评估小组”要找我谈话。
谈什么话，我问，完全莫名其妙。
系主任沉吟了一下，大概害怕我被弄得很糟，就告诉我，我上个学期的试卷，是被“随机抽查”到了。
那么巧吗？我问。
系主任说，说是随机，恐怕还是有考虑的，可能是成绩特别差的和特别好的，就要查一查。“因为你那一科，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引起了注意吧。”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想，是不是该把那两个冤死鬼索性弄成补考，恐怕反倒正常了？我笑了起来。但随即我正经了。我想起了校长说的“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饭碗，我想，饭碗这个说法，好像是近一两年才冒出来的——我说的是在大学里。是的。以前，好像大学老师没有谁会使用这种社会上的说法。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饭——碗”，很，很不，很不好说。
但是我也明白，如果市教委真要拿我开刀，我真有可能给砸了饭碗的。
我佛在上。我这个教哲学的，离开了大学，我能干什么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名牌教师——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常常当面对我这么说的。但是这会儿我有点明白了，大学可以没有我，我不能没有大学。
我佛在上。我有点害怕。我告诫自己，不能意气用事。跟市教委的官员好好解释。老实说，不好解释。如果他们派来的人是懂得“哲学里的美学”的，那么我的评分标准肯定是“显失公允”的。“显失公允”是个法律术语，我在电视上看来的。
我走进学校教务处，一眼看见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周兴伟。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就是来审判我的。所以我问了一句“嘿你这家伙来干什么？”我记得大学毕业以后他好像去了一个中学，教政治思想品德什么的。
教务处长介绍说，这是市教委的周处长。当然我也就反应过来了：他调到教委，干起行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快我也就知道了。周处长和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了隔壁一间屋子。
我很生气。周兴伟你明明知道是我，你怎么偏偏抽查你的老同学呢？我们都是“黄埔四期”的。说明一下：共和国有个叛变的元帅叫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我们不知为什么觉得这说法很有趣，于是只要是大学同学，我们统统叫黄埔四期。
周处长基本不吭声。小林非常客气地同我说话。那一摞试卷就摆在小林的面前。
我很快就听明白了，他们要我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评分的标准并不统一，一个是密封卷被我开了封。
这两个问题，任何一个，都不成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问题了：你为了偏袒，拆开了试卷。他们当然没有这么说，但我能听不出来？
然而既然有了哲学，那么一切都是辩证的：只要我能否定其中一个问题，那么两个问题都将同时没问题。
如果只是面对小林，我就会先否定拆封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同当了官的同学较较劲，于是我说，我认为我的评分标准是统一的。
他们就拿出了三份试卷，就是珠兰的和那两个冤死鬼的。
我得承认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而且很聪明——他们以哲学治哲学：给你一个悖论：如果按照珠兰的标准，另两个就太低，反之，珠兰的就太高。
我的眼睛在三张试卷上晃来晃去。文科这个玩意儿没有不能解释的；它不比数学，几加几一定等于几。文科的要害不在于你是否代表了真理，而在于你是否握有话语权。据说在数学系，常常有学生难倒老师，甚至让老师服输的情况；好像数学系的老师也早就习惯了这种情形。但这在文科院系里不存在。文科老师永远是正确的。
譬如在我的美学课里，诗歌和哲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可以随便说。例如大家熟知的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般人都认为它极富哲理。一般情况下我不说破。我说对，哲理，哲理，黑暗与光明的辩证关系。但是只要我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我就会说哪里有什么破哲理？蓝色的眼睛就不能寻找光明了吗？文字游戏而已。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大家喜欢这句诗，不是因为这里，而是智慧和美感——说法的巧妙体现了诗人的智慧，黑眼睛的寻找光明有一种“原始而晶莹的美感”。“原始而晶莹”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你们看，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解释：哲理、智慧和游戏。可见一斑了吧？
我的眼睛扫到了一道题。这是一道，用现在的说法，主观题。就一句哲理诗“不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语言来安抚”，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天津年轻诗人的诗。
珠兰的评价，有这样的话：仅凭语言来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很少，问题没有解决，不用语言安抚，用什么安抚呢？
公正地说，这种回答是很粗糙的虚晃一枪，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市井气。这么说吧，像小妇人之间的说长道短。但是，它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可以给这种感觉一个说法，叫“宁要荒诞，不要平庸”。
说明一下，“宁要荒诞，不要平庸”这个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恰恰出自面前这位周处长之口。当时寝室已经熄灯。大家在黑暗中很活泼地说话。什么话都在那个时候说。大家称这种时候为满塘青蛙叫。就在某一次满塘青蛙叫的时候周兴伟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的由头是什么，已经忘记了，但由于当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态，都觉得这句话挺带劲的，甚至，也挺哲理的。以至于后来，只要有人要为自己的不合常情狡辩，就会拿出这句话来当一回挡箭牌。
我敢说，如果这会儿我端出这张挡箭牌，可以让周处长打不出喷嚏。而且还等于巧妙地提醒了他，装什么蒜呀！咱们谁不知道谁呀？
如果倒回去二十年，我肯定这么做了。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那么简单。
叫你解释，和给你话语权，能够划等号吗？
你将了领导的军，你就胜利了吗？
我迅速地思考。我后来给了这次思考一个总结，叫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
就是，我没有试图就试题答案、试卷评分这个问题上狡辩。因为，我如果说不过去，就是我的问题；我如果居然说过去了，那更是我的问题——那不是说明上级领导错了吗？
我决定：领导完全没有错。不是说领导不会有错，而是领导的错误只能由领导自己在事后去认识，在后来的行动中去悄悄改正。
更何况这一次领导完全没有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承认，市教委今年的新政策，我有个适应的过程。看到珠兰这一份吧，我感到这学生可能不及格。这时我想起新政策说的，四科以上（含四科）补考的，将不能获取学位证书。所以动了恻隐之心，给分宽了一点。但是到了后来，感到学生之间差距不够大，因为教委要求，要敢于拉大差距，所以我又决定严格下来，可能恰恰是想从两个方面符合上级的要求，弄出一种矛盾的状况。
我感觉得到，周处长有点吃惊。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和很多同学——包括这个周同学——一样，容易愤世嫉俗，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
周兴伟你吃惊什么呢？我不也在吃惊你吗？也不过是，大家都比小时候懂事一点了而已。当我们都在说着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接着就会想到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呢？不过就是心态平和理解万岁了吧！
接下来小林提了第二个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是出乎意料的柔顺，气氛因此有些缓和。小林说，感觉到试卷的密封保护得不够好，今年是首次实行统招本科生的试卷密封评分，所以上级要求严格检查，形成良好风气。
我没有拆封哦。我认真地说。
没有认为老师拆了封，但是，弄散了架，密封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我说，哎，这也是头一年吧，没有经验，翻得太重，加上这一本呢，又这么厚，钉子挂得就不够牢实。下次我会注意的。
小林点点头。我以为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却没有。小伙子又严肃起来。气氛又变得像一开始的时候。
他把试卷翻开，让我看背面。几乎每一份的最后一页的背面都有铅笔的划痕，而且都在靠近学生姓名的那个位置。这应该是我避免正面有划痕从而把铅笔往上撬的结果。检查细致到试卷最后一页的背面，是我没有料到的。
“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晓事了。这会儿我想起了那个时候一个常见的口号：“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我沉默下来，不停地点头。这是服罪的表示。我在一瞬间对于眼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一，这两人作为专案组下来，必得有所作为；我如果让人家不能达到目的，我就是敌人。
二，小林并不知道我是周处长的老同学，最多只当我们以前相熟，所以他必须在他的顶头上司面前取得对我斗争的胜利。我如果顽抗，一切只会更加激烈。
三，周兴伟并不想整我。他要的只是摆谱，即作为同学他混得比我好。因为，当初毕业分配，我进了大学，他只进了中学。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差距不是因为成绩，更不是因为表现，只是因为他是农家子弟而我的父母是城里的干部。他当时只能忍气吞声。那么现在他需要扬眉吐气（忍气吞声的下一程序应该是扬眉吐气——这是逻辑；而逻辑属于哲学）。
四，如果不能让周处长扬眉吐气，还要当着他下属的面让他继续忍气吞声，那么他必定与我不共戴天。如果真斗，我必败无疑。
五， 只要他能扬眉吐气，他一定还会反过来保护我的。
我佛在上。我真的是一瞬间同时想透了这几点的。我甚至还想到我的父亲，一个老哲学家，决不会有他儿子我这样的功夫。他只能写书，一打就倒。
因为我比我的父亲明白：所有的人都是人。
所以，我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不卑不亢地说，还是对新政策有个适应的问题。
小林很奇怪地盯着我。实话说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