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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偏远孤寂的土地上，
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
在山间咆哮奔流。
火堆边的苏人首领们，
低诉着他们的不幸和苦难，
还有那愤怒的威胁。
“脸上雨”在怒吼：“报仇！”
“向所有金发白肤的人们讨还血债！”
群山漆黑高耸，
巉岩间回荡着他的怒吼，
绝望与愤怒……
落入致命的陷阱，
金发白肤的将军
还有他的300名军士
手握长刀，勇往直前，
除了那风光的乐队
再没有一人生还……
可敌人在夜间潜去，
“脸上雨”急驰在夜幕中
当苍白的纪念碑落成时，
勇士的心不再搏动
金发白肤的将军啊
究竟谁是谁非？……
朗弗罗先生的诗行中出现了这么多错误，使它变成了一首沉闷的计数功绩的拙劣打油诗了。诗行第一处描述的处所，实际上并不在大比格奥河与黄石河的汇合处，而在沿小比格奥河岸。小比格奥河是大比格奥河的一条支流。在蒙大拿境内，这条河的这些支流仅仅是绕谷淙淙爬行的小溪，而不是呼啸咆哮、顺山径流去的大河。
再有，“脸上雨”不大可能说过这类话，而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黑越越的陡岩。
在朗弗罗的第三节诗行中，他描绘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印第安人村庄，它如同“进入梦乡”。除了那奔腾的水流声和“森林中蓝背（木坚）鸟的鸡啼声”外，全村静悄悄的。事实上，那时这个营地有数千名印第安人，全村可能在15000名印第安人的狂呼乱叫声中滚沸了。无人能说出，当时还有多少只狗也在咆哮。这就是真正的蓝背樱鸟的鸣啼与潺潺的小溪的流水声。
在第四节诗行中，他想象中的“坐牛”全身涂抹着作战的色彩，佩戴着装饰珠子，如同埋伏在芦苇丛中的一只骏犎，待等着卡斯特。这真是一则罕见的比喻。一般来说，无人会把骏犎同芦苇丛联系到一起。然而，它唤起人们对独特无比的美国西部的戏剧性想象。那天早晨，“坐牛”究竟穿什么衣服，得由看见他的人们陈述。据韦斯德尔的描述，他穿了一件烟棕色的鹿皮衬衫，上面装有绿色豪猪刺，“在长长的有装饰的肩带上，垂挂着人发流苏”。他穿了一双鹿皮鞋，打着绑腿，裹着一块红色腰布。他的后脑上插着一根鹰羽，头发辫成辫子，里了一块水獭皮，发辫垂搭在胸前。他的腰带上绑扎着一个镶有三排铜扣式圆头钉的黑套子，上面悬挂着一把弯刀。
这些具体资料大概还不能成为构诗的素材，他于是依附于模糊的想象：“他身上涂抹的作战颜色和装饰珠子”。然确这种含糊的描述很难给人们的记忆打下烙印，至少，只是暗示性的表达。然而，必须对朗弗罗的“致命”一节做争论。“苦胆”说，印第安人在等待那些穿蓝制服的士兵小跑着进入这个接待室，然后，再将他们吞掉。当然，事实不可能如“苦胆”所说，但这只是一种暗示，或者是夸张，这些印第安人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完美的准备。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们知道穿蓝制服的纵队正在迫近。除此之外的事，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这首诗，可能特别为首领指挥官“坐牛”安排了一个由三千名斗士组成的突然反击。纯属假设。路德·诺思在边疆度过一生。他说，尽管那些首领勇猛过人，甚至是雄辩家，能够激励族人的感情，但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军纪，他们却不能发出让斗士服从的命令。要是一个斗士愿意参加袭击战斗的话，他就说：“我去了！”倘若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意愿，就跟他同行。然而，如果“红云”或“坐牛”想要在这些勇敢的人中选择一行人，并命令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去攻击某个敌人的话，是无人会关注这个命令的。
道奇上校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他曾站在一个能俯瞰南普兰特河域的小山顶上亲眼观看了一场“对大约100名斗士的训练”。他们的指挥官是名苏人首领，他坐在矮种马上，近一个半小时，他不时移动右臂指挥着这些骑兵。后来，他向道奇解释说，他一直用一面镜子发信号。
侦察员乔治·哈里了坚持说，他在小比格奥看见五名首领，每位首领手持一面旗帜，调集自己的斗士：“一面是红色的，另几面有黄色、白色，还有一面是黑色。所有这些首领们都卓越地指挥着他们的斗士。”哈里了认为，“坐牛”在直接指挥处的附近。
代里人麦克劳林甚至认为“坐牛”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他说，在子弹不停地咯咯穿过这座棚屋的杆子时，他立刻便逃跑了。“这场袭击使他心里十分恐惧，‘坐牛’从来就不是个非常英勇无畏的人”。他领着他的所有妻子与孩子跳上矮种马，朝西南方跑了。当从村庄跑来的信使追上他，向他汇报了卡斯特被歼灭的消息时，他已经走出村外八到十英里了。“我时常争论，挫牛’确确实实是一个胆怯鬼，这个结论来自我的个人了解，来自各种有关他的事件，也来自那些作战首领们对他的轻蔑态度。然而，他的巫术是极高明的。”
不管“坐牛”是否参与了这场战斗，也不管他是否安排了图谋策略，不用怀疑，卡斯特追踪了这些暂时宁静下来的部落，按照特理将军的计划，追踪了他们。很清楚，他的意图是袭击他们。因此，他不是伏击他们，而必定是如同一个猎人步入他自己埋下的陷阱狭口。
至于战斗人员数字问题，郎弗罗的三千人可能被争论过。然而，这好似不无理由。预估的沿这条河扎营的印第安人总数是2500名，但结果却成了20000名，这一最终数字是由安森’米尔斯上尉给出的，他同库鲁克在一起服役。战斗结束一年之后，H·L·斯科特中尉参观了这个战场，并数了原先扎棚屋的那些圆圈场地，可当他数到1500个圈子后便放弃了。然而，这些圆圈形场地也可能不精确，因为一些家庭反复搬迁他们的棚屋，很可能会留下两三个圈子。此外，还有数百个简陋的临时住处，它们是些设在灌木丛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离开后不久便被风吹散了。这是青年斗士们的住所，在这个村子的端头，有大量这样的住所。
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字。“苦胆”，“平铁”，“狂马”，“双月”，“飞鹰”等人都曾被询问，可他们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白人的精确。此外，他们并没有把数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和干以上的数字打过交道。在他们看来，谁要是能数到千以外的数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于士兵人数，一些历史学家、教授，也仅是想知道跟随“晨星之子”进入这个荒凉的死胡同的人数，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也许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负责埋葬人员，他数了212具尸体，但还有几名骑兵失踪了。连同雷奥指挥的部队和后来死去的伤员，总确定的死亡人数是265人。简言之，这些数字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领导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说，如果这首诗用200人或250人来描述的话，诗歌不能流畅地涌出，也便失去它原来的表达效果。所以，这个数字夸张，可能是合适的诗行破格表现手法。但是，朗弗罗先生擅自拟定的这些倒运的骑兵们挥刀冒险往前冲杀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处于守势，战斗中死亡的人们无人带战刀。
原曾给他们发了战刀，这一点也不假，它们虽然是十分笨重的装备，但能起到从心理上压服的作用。19世纪的印第安人确实曾经被长长的战刀惊呆了。所以，曾经对它做了争论，要是没有别的什么绝招的话，第七骑兵团应当携带这些战刀，发挥它的效力。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装在木头盒子里，留在粉河补给站了。爱德华·马歇与查尔斯·德鲁迪奥两个中尉是军团中唯一把马刀留在身边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两人谁也没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马歇把自己的马刀收藏在辎重车中，驮载队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曾用它砍杀毒蛇。应要求，他大概成了该军团的杀蛇专家了。
德鲁迪奥的长马刀失踪了。从而，这把做为E连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鲁迪奥中尉财产的马刀，未发挥它的作用。
德鲁迪奥在公职上属E连，该连随同卡斯特，在这个大山沟，或山沟附近被击溃，但德鲁迪奥是幸运的。在这次远征中，他在雷奥的指挥下供职，从而设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献于这块纪念碑。
要是他确实带了马刀，也没什么特殊理由，仅仅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这必定和他的贵族身世有关。他有一些能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轶事，而他自己吹嘘的又是那么多、那么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团一些刻薄的人们把他叫做“算不出帐来”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儿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采访他时，他给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谱，那是用羊皮记录的，无可非议。他为自己的贵族继承权感到骄傲，他自然认为，符合身份的装饰应当是一把马刀。
如同第七兵团中的极少数人那样，可以说他昔日的生活曾散发着恶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骑兵中队的龙骑兵护送，来到巴黎剧院。人群鼎沸，剧场中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发炮弹袭击了皇家列队仪式，一匹马被炸死，两名枪骑兵也丧命。许多人受伤，包括罗格万特（Rogwet）将军和两名步兵。一片金属片呼啸飞过路易斯·拿破仑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轻划破了一点。事后，有四个人被逮捕：恐怖分子头目菲利斯·奥里斯尼，盖斯平·皮尔利（Giuseppi Pieri），安东尼奥·古姆兹（Antonio Gomez）和德鲁迪奥。德鲁迪奥声称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销员，名叫戴·塞尔瓦（Da Selva）。古姆兹逃脱了惩罚，其余三名则被交托给格卫洛丁（Gaillotin）博士发明的超现实主义刑具。
当时，德鲁迪奥并没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伦敦东区，并和一个年仅18岁未受过教育的糖果店售货员结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怀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政治改革家们的帮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给尤金娜皇后转交了一封乞求信。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文字记载资料，仅仅是某人以替他辩护的角度，清楚地讲述了这件事。
3月12日下午5点半钟，普鲁柯勒将军收到一份授权证，授权他执行由阿斯伊泽法庭宣布的对共谋犯奥里斯尼与皮尔利的判决。两天之后，判决执行。两名“极其勇敢无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脑袋，德鲁迪奥被缓刑，终身监禁在“魔鬼岛”。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圆木藏身，朝英国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划去。从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伦敦，找到了贤良的妻子伊丽莎。显然，为再次证明他不改习性，他决定组织一次巡回演讲。可19世纪的英国人比20世纪的美国人更有辨别性，从而未能使德鲁迪